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43)

四三

　　尽管，这是西贡会议中大多数人的观点，我仍然提出了反对发动空袭的建议。我指出，阮庆与我的看法一致，他声称，他在南越的基地还缺乏足够的力量，难以承受北越可能进行的报复。尽管，我没有提议介入更多的美国军队，但我还是同意，着手就美国空军袭击北方做出计划。但是，对于引进美军地面部队一事，我们则未做任何的讨论。

　　我将这些建议提交给总统，这也代表了与我同行的高级文武官员的一致看法，其中包括马克斯威尔·泰勒、约翰·Ａ·麦科恩和威廉·Ｐ·邦迪。然而，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他们的意见时，海军陆战队司令小华莱士·Ｍ·格林上将和空军参谋长柯蒂斯·Ｅ·勒梅上将不同意我的报告。小华莱士·Ｍ·格林认为，如果我们想呆在南越并取得胜利，那么，就应集中美国的力量来全力实现这一目标（大意如此，并非原话）。柯蒂斯·Ｅ·勒梅则认为，北越和越共的后勤基地，以及在老挝和柬埔寨的补给路线应当遭到轰炸。迪安·腊斯克的看法与我的建议相同，并且，总统也赞成我的建议。

　　除了小华莱士·Ｍ·格林和柯蒂斯·Ｆ·勒梅以外，对于我反对立即动用美国空军袭击北越的建议，其他一些人也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这些批评者断言，总统在空袭一事上的勉强态度，来源于一种愿望，即，在大选即将来临之前，他将尽力避免一场国内发生的政治危机。

　　一九六四年，按照自己的权利，林登·Ｂ·约翰逊正在为参加竞选而努力，因此，许多人认为，政治上的得失是他决定任何问题的基矗然而，我不能苟同这种观点。我并不认为，这一观点可以完满地解释，在当时，为什么他会做出反对空袭北越的决策。当时，即使是阮庆本人也反对此种行动。

　　并且，我之所以反对这一举动是因为，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我希望能够避免风险，避免中国或苏联的报复。任何一届总统均有足够的理由来考虑国内的政治，然而，如果以此为依据，来解释约翰·Ｆ·肯尼迪和林登·Ｂ·约翰逊两届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失误，则是我无法苟同的。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应总统之要求，在华盛顿的一次颁奖宴会上，我做了一次主要的发言，面对美国公众概括性地描述了我们在越南的情况。十分凑巧的是，在前一天，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Ｊ·威廉·富布赖特——后来，成为我们最坦率的批评者之一——在参议院做了一个题为《旧神话与新现实》的重要演讲，对于越南问题，他所提出的观点与我次日晚上发言的主旨不谋而合。在谈到谈判时，他说：“在当前的军事环境下，我们无法设想利用谈判，在保持南越自由的前提下，结束这场战争。”

　　因此，他接着说道：事情似乎非常清楚，仅有两种现实的选择摆在我们的眼前：使用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来扩大冲突的规模；或者，做出新的努力，来增强南越人的实力，使其在现有的水平上，进行战争并取得胜利。执行部门的主管官员必须对这一问题进行彻底的审查；并且，直到他们对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做出估价，确定其可能性和可行性之前，以我之见，我们似乎仍不能做出选择，只能利用眼前最为有效的手段，去支持南越的政府和军队。无论何种特殊的政策被决定，有一点必须是非常明确的，即在尊重越南的情况下，美国将继续义不容辞地履行其承诺和责任。

　　在我的讲话中，依据我的观察，我对越南问题发表了几点坦率的看法：我指出，“毫无疑问，南越的局势正在日趋恶化；”“目前对这一形势做出估价仍明显存在着困难，该战争的形式和特点决定，得到的信息并非总是可靠和可用的；”“越共从本民族的人民中得到了大量的支持，这意味着，政治和经济问题与军事的解决方式同等重要，”并且，“越南前进的道路将是极为漫长的，充满着重重的艰难和挫折。”

　　这些观点无疑都是准确真实的，然而，接下来我对我们方针的选择谈了看法，即早先我向总统提出过的那些选择，这次，听众们将会得出结论，我并未就我们的问题，做出必要的回答，而且，我声称道：中国共产党人的利益是十分明显的。每当苏联发出警训式的调子时，他们就会公开谴责莫斯科，指责他们已背叛了革命的事业。他们将美国视为一只纸老虎，并坚持认为，在自由世界的核防务和常规防务面前，通过缓慢而卓有成效的运动，越南就可以进行其“解放和统一”的革命斗争。因此，北京似乎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时机，运用越南作为试验品来展现自己的新战略。北京认为，越南的胜利将为中国的论点提供有力的佐证，为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服务。

　　在北京尚未开放其档案之前，我们将无从得知中国地缘政治的目标，也无法检验我的判断的正确与否。但是，当时，我的表述代表了我高级助手们的共识——包括军方和政界——只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我的私人助理亚当·亚莫林斯基，尽管，他并非一位中国问题的专家，但他说，我的判断是错误的。这一事例再次体现了我前面提到的观点：在对缺乏经验的领域中进行决策时，高层的政府官员需要随时得到专家、内行的帮助。如果我们的身边有更多的亚洲通，或许，我们就不会如此浅薄地分析中国和越南。在古巴导弹危机之时，我们曾得到了内行的指点；在我们处理有关苏联的事务时，我们也通常得到了这种帮助；然而，在我们面对东南亚的事务时，我们则无法借助类似的力量。

　　几天之后，ＮＢＣ电视台的记者彼得·哈克斯在我五角大楼的办公室里，对我进行了采访，会面即将结束时，他问道：“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个国家会考虑重新侵入北越？”我回答说，在从南越返回后，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向总统汇报的选择之一，正可回答这一问题：南越之外的军事行动的介入，尤其是反对北越的军事行动。我结论性地指出：“无论最终我们被迫使用什么样的行动方针，或其它的方法，都只能将它视为一种补充，而不能用它替代南越自身的前进。”

　　我将这种说法作为一种信号，提醒人们注意所有可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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