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14)

一四

　　将备忘录送往白宫后，担忧之情也在我心中油然升起，在向总统提交我们的建议之前，我们是否过于仓猝地做出了结论。在其后的几天里，我埋头钻研了越南问题。随着探讨的不断深入，形势似乎显得越来越错综复杂，而我们运用军事手段来处理这一问题的能力，似乎也变得越来越让人捉摸不定了。最后，我意识到，对于泰勒—罗斯托观点的赞同，是一个极为轻率的决定。

　　迪安·腊斯克和他在国务院的顾问们也做出了相同的结论。十一月十一日，在进行了更为充分、详尽的讨论后，他和我向总统提出了一份联合备忘录，大意是，反对按照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沃尔特·罗斯托建议的方式派遣军事部队。

　　“我们承认，或许在某一天，这些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时指出，我们正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窘境：如果南越人能做出同心协心的努力，那么，（美国军队）就可能是多余的了；而如果没有这种一致性的努力，那么，面对那些漠不关心，甚至抱有敌意的人民，美军也很难完成自己的使命。”

　　那天之后，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约翰·Ｆ·肯尼迪总统集中研究了这两份备忘录，他明确地表示，在阻止南越的失去上，他无意做出无条件的承诺，并断然拒绝批准美军的介入。

　　迪安·腊斯克和我陷入了那个窘境，多年以来，这件事一直萦绕于我们的脑际。重新查阅这些会议的记录后，事情非常清楚，我们当时的分析是极不充分的。我们忽视了五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南越的陷落果真会引发整个东南亚的陷落吗？而这是否又真会给西方的安全构成致命的威胁呢？战争将以什么形式——常规战或游击战——来发展？如果美军与南越人协手作战，我们就能赢得这场战争吗？在决定是否出兵之前，我们就无法找到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吗？

　　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当时竟没有对这些必不可少的问题进行探索，这似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在肯尼迪政府最初的岁月中，我们正是这样来处理越南问题的，此刻，我们已无法重新体验当时的幼稚和自信了。当时，我们对那个地区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在应付危机方面也毫无经验。而其它迫在眉睫的国际问题又分散了我们的注意，仅在第一年中，我们就碰到了古巴、柏林、刚果等等问题。最后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当时正面临一个从未有所准备，或者说尚未有现成答案的新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我担心，各种政府——当然包括大多数的人民——只能进行盲目的行动。

　　我绝无辩解的意思，但这或许有助于说明我们当时的作法。

　　几天之后，十一月十五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再次谈到了关于对南越军事介入问题上的顾虑。他担心，此举将导致世界两大对立势力的交锋，并指出，越南的形势与朝鲜战争时完全不同。朝鲜战争时，敌人的入侵已相当明显，而这里的局势则尚未明朗。他尤其担心，派兵前往一万英里以外的地区，去帮助一个拥有二十万军队的政府与仅有一万六千人的游击队作战，极有可能招致广泛的反对。而且，我们在越南已投入了数十亿的美元，其取得的成功则是微不足道的。他十分怀疑，美国将会从北约盟国中得到军事援助。毫无疑问，他对目前的形势极不乐观，但是，会议仍然在毫无结论的情况中结束了。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尽管在处理南越问题上，我们尚无成熟稳定的作法，但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总统和我——已经达成了共识，即只有南越人才能够处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提供训练和后勤物资的方式来援助他们，但却不能参加他们的战争。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看法。如果我们恪守这一观点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整个历史就将会面貌全非了。

　　我竭尽全力地将总统的想法传达给军事首领们——包括五角大楼中的人员和那些直接负责我们在越南行动的司令官。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一份电报中，我对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哈里·费尔特上将和在南越的美军高级人员莱昂内尔·麦加尔上将写道：“我们务必要调整自己的观点，使之适应一个长年并不明朗的政治结构和非军事的行动。”我们在其后一个月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我对哈里·费尔特上将和莱昂内尔·麦加尔上将再次重复了这些观点，告诉他们，美国军队将不会被派往南越。

　　然而，由于基本的分歧并没有被接触，或者说，对其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解释，因此，直到两年之后总统去世之时，对这一问题的辩论在政府中仍然持续下去。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三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交给我一份备忘录，并要求我转交给总统。在这份文件中，他们声称，在阻止南越丧失方面，美军将会是极有效果的，并且敦促约翰·Ｆ·肯尼迪总统下达进行军事部署的命令。这些首领们认为，该项提议绝对符合美国的政策。“美国清楚地表示，其不可改变的目标之一是，阻止共产党人对南越入侵的胜利。”然而，他们错了，准确地说，这项基本的决策还未被最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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