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娘养的战争(109)

一〇九

　　报上有很明显的亲犹太主义情绪。他们试图做两件事：第一，为共产主义的发展提供方便；第二，想看到所有的德国籍和非犹太籍的商人从他们的工作中被增出去。他们很奇怪地扔掉了英国式的判断方法，认为一个人应该被踢出去就是因为别人说他是纳粹。我告诉他们如果不经过法律程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一个人有罪的话，我是绝不会把他赶走的。当我说这些话时，他们显得很震惊。

　　如果除了这些杂七杂八的报刊外，有人肯抽空看点儿别的什么，我愿意给这份东西做封面。

　　报刊和电台所代表的公众态度令我很失望，我觉得为他们服务了近40年真是大错特错，虽然为他们服务我感到很愉快。

　　还有一件事被这些报刊罗罗喧嚷夹缠不清的是，他们认为我们在救助德国难民上，当然大多数是犹太人，管得太多了。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我和大多数非政治官员的意见中，重建德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将其作为反对俄国的缓冲区。事实上，恐怕我们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如果我们任由德国分裂和德国人民被饿死的话，他们当然会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而德国倒向社会主义将敲响美国民主政治体制的丧钟。我越是想起这些人民，就越后悔为什么能从战争中幸存下来。

　　1945年9月29日日记

　　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在会谈中被提了出来，我昨天想了想，认为我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缺点是我的坦诚和缺乏心计，而艾克说我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缺点是我的大胆。

　　他说他的失误和我一样多，我的强项和弱点和他也很一致。他不应该让我做军事管制政府的官员，我告诉他，我认为巴伐利亚是德国管理得最好的一个州……在这里，我们的清理和反纳粹工作做得比任何别的州都好……

　　艾克说，目前他对军队有足够的控制权。他愿将这个权力分到我手里，也强过让我去做巴伐利亚的军事管制政府的官员，很明显，他已经打定主意了。从他的角度看，因为格罗回家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我调到第15集团军去，任务就是记录历史和总结战争策略。

　　他谈论着这事儿……并且说我应该受批评，因为我本可以坐回到三星上将的位置的，虽然他也当过集团军指挥官。

　　我告诉他我的意见是简简单单地辞职就完事了，他说他不主张这样做，因为各方面都没有压力导致非这么办不可。

　　我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该被批准继续我在第3集团军和巴伐利亚政府的任命。

　　他说他认为成熟的意见是，我自然应该继续目前的工作，但10到15天后，我还是应当接受第15集团军的指挥权，虽然他本来认为我一旦理解了任务，就一定会圆满地将其完成。但是，在他看来我不但自己没有坚信正在实行中的政策的有效性，也没能将政策的含义传达给我的下属。他们吸取这些不良的想法，就好像他们吸取我的战斗布署一样。

　　目前看来我打了两个主意，如果我一定要被踢进第15集团军的高级指挥层，我是应该欣然接受呢，还是要求解除职务或安排辞职呢？如果我挑了后一种选择，只不过是在牺牲了我的名誉的前提下，换来了一些自尊，但话又说回来了，我也立刻就成为了一件牺牲品。当反纳粹的口号不攻自破时，当人们发现这不过是更能促进布尔什维克化的一种形式时，事情会背离我们的意愿，向相反的方向不可挽回地直落下去。

　　当事已如此时，我会声称我受任第15集团军的指挥官是因为我心甘情愿，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不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跟着他们一起打着反纳粹的旗号，实际上干着摧毁德国的事情。进一步讲，就是这种完全非美国式的和近乎盖世太保型的反纳粹方式令我十分憎恶，也是我的英国式思维所无法理解，不能接受的，再讲得明白点儿就是，我认为较之把德国完全毁灭，倒不如把它作为一个缓冲区，来对付真正的危机，那就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

　　这真是冠冕堂皇的假象。

　　在会谈中，艾森豪威尔将军带进来两个人，一个是爱德考克将军，他的G－5，另一个是道恩博士，很明显，那博士是专为爱德考克提供情报的，他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是一个纯种的德国人。我想他没准儿还是个伪装着的共产党，我实在忍不住想对他发脾气，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就会出现更不利于我的报道，比以前的还糟。

　　艾森豪威尔也在会谈中提到，接到几位下属的报告，说我告诉他们目前应该巩固德国，增强它的实力，因为未来的5年里，我们要集中力量向俄国开战。这两个打小报告的官员毫无疑问就是爱德考克和比特，因为我从未对别人说过这些话，只是当他们俩是朋友才跟他们讲的。我怎么会当这些人是朋友？真是个失误。

　　艾克语出惊人，他说当敌对状态在升级时，重要的是命令和纪律，但现在敌对状态已经结束了，显然最重要的是世界性的社会舆论保持一致——无论它是对是错，这让我想起戴克托的一句名言：“我的祖国，或许她是对的，但是无论对还是错，她都是我的祖国。”借着这个套路，我们也能造个句子，“我的舆论，或许它是对的，但是，无论对还是错，它都是我的舆论。”

　　显然，艾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以救世主自居了，因为每个人都在拍他的马屁，除了我。

　　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他认为无论从政府所有的纳粹官员中立刻撤掉多少，都会对巴伐利亚的治理产生负面影响，但他们应该被撤职。因为据他的经验看来，总有些下属要接管上级的工作。在战斗中，我相信这话对，在军事管制政府中，也有可能是对的。这真是怪事，打仗的时候，我愿意让别人脑袋搬家，但到了和平时期，我的英国血统又让我喜欢让别人撤职，而且不走法律程序。但是，我仍然会按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意愿行事，不仅是从字面上，也是从精神实质上。

　　因为从文林豪威尔将军的举动上看，我们无疑要撤销弗雷特兹·斯恰菲尔的职位，所以我问他希望让谁任长官，他说，“问道思，”我和道恩推荐了一个人，威尔海姆·赫格纳博士，所以我6点半给哈金斯打了个电话，让他撤销斯卡福·兰格和瑞特哈伯的职务，以及他们部门里用纳粹主义熏陶出来的所有成员，无论这会给巴伐利亚的治理带来何种影响，也不管是否会导致饥荒——不仅是对德国人，也是对为避战而流落在国外的人。这样的处理方法看来是皆大欢喜了，不包括我。

　　艾克显然是太着急了，因为他本不该对我这么友好的，几乎见到我后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你要打发这个晚上，当然要和我在一起，但我考虑到你应该尽快赶回拜德·陶兹去，所以我安排我的专列送你回去，7点难时发车。”6点半的时候，我登上了火车。

　　我们离开时，还在大厅里碰到了那群爱制造麻烦的记者们，艾森豪威尔问他们想了解些什么，记者们要求他就我们刚才的谈话发表一篇声明。他说，“凡是在我认为适当的时候，就会与我的军队指挥官举行会谈。”然后就走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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