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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在索仑托,高尔基主要是靠信件与俄罗斯的作家们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其中包括马卡连柯、革拉特珂夫、富尔曼诺夫、列昂诺夫、费定等等。而更多的作家更渴望亲自与高尔基交谈,接受他的教诲。他们从各地纷纷来到索仑托。来访问过的作家有列昂诺夫、巴别尔、革拉特珂夫、福尔什、阿·托尔斯泰、马尔夏克、剧作家阿菲诺盖诺夫等人。新“雅斯那亚·波良纳”——索仑托一时成为文学家充盈之地。然而,这种生活曾被不愉快地打断过一次。

  1925年,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已在意大利尘嚣直上。他们加紧迫害各种民主力量。在这一年的9月,发生了一件极为恶劣的事。意大利的警察趁高尔基外出时,搜查了他的家。高尔基立即给墨索里尼发了抗议信。这一事件引起了意大利人极大的愤慨。因为高尔基是他们“伟大的客人”,他们热爱着他的思想,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一贯为意大利人所深深敬佩。

  墨索里尼不得不有所收敛。最后这件事以墨索里尼大失脸面地向苏联大使做出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的保证做为了结。

  旅居索仑托的时期,高尔基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在这美丽的“第二故乡”,他的健康得到了保持。

  他在完成长篇《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以后,紧接着又动笔写另一部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它们为高尔基赢来了更大的声望。

  然而,到了1928年,高尔基实在太想念日新月异变化着的祖国了,依靠通讯了解到的国内的状况已经满足不了这位老人了,他想回国看一看。正当这个时候,国内庆祝高尔基60诞辰和文学活动35周年的活动广泛开展起来了。国内的朋友和人民都盼望见到这位离乡别井已达8年之久的作家。于是高尔基于1928年5月28日回到了莫斯科。

  但由于健康原因,高尔基不得不很快返回索仑托。

  就这样,从1928年到1932年,高尔基数次回国又数次返回索仑托。这几次短暂的回国,每一次都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高尔基带着渴望而高兴的心情,参观了一个个工厂、团体、学校。他曾经三度去苏联各地旅游。1929年发表的特写《苏联游记》就是这些参观访问和旅游的成果。他还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组织出版了杂志《我们的成就》、《文学学习》、《在国外》和《国内战争史》。

  事实上,高尔基已经成为了苏联作家们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32年,苏联作家协会成立。高尔基被选为作协组织委员会的名誉主席。他经常举行文学家的座谈会。这一时期,他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热烈探讨了创作方法问题。他认为为适应蓬勃向上的时代的要求,应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进行创作。1932年,斯大林提出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命名这种新的创作方法。此后,高尔基从理论上进行论述。这些论述包括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短视和远见》、《和青年作家谈话》等文章里。这些论述,对苏联70年的文艺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这段时期,高尔基与斯蒂芬·茨威格的友谊在文坛上被传为佳话。

  1928年,这位奥地利作家去访问苏联,第一次会见了高尔基。1930年1月,当高尔基因为肺病加重返回索仑托之后,茨威格再度专程拜访了他。

  茨威格在他于1928年写的《向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致敬辞》和许许多多关于高尔基的文艺评论文章中最明显不过地流露了对高尔基的敬慕之情。茨威格甚至还把自己写的妙趣横生、见解独特的文学评传《三大师》(包括卡杜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献给了高尔基。茨威格多次把高尔基称为“伟大的老师”。

  斯蒂芬·茨威格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高尔基都喜欢。他认为茨威格“优秀、谦虚、很有才气”。他对茨威格写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十分赞赏。他曾说:“茨威格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和非常天才的思想家。我觉得,在他之前谁也不曾带着这种义士般尊敬的心情和对妇女的真挚的柔情来描写妇女。而且没有丝毫多愁善感,一切都如此朴实,如此明智”

  茨威格作为客人,在索仑托高尔基的家中度过了难忘的三天。在归途中,他给高尔基打了封电报,感谢高尔基的盛情款待。

  在这段时间里,高尔基与另一位著名作家的友谊也开始达到高潮。这位作家就是法国的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虽然只比高尔基年长两岁,但两人的身世和经历都极为不同。

  早在1916年前后,高尔基就仔细地阅读了罗曼·罗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的所有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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