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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十、一本及时的书——《母亲》

  在峥嵘岁月里,高尔基不仅创作出了《底层》这样有影响的戏剧作品,而且创作出了一部后来被评论界视为“高尔基的最重要的作品”的长篇小说。这就是《母亲》。

  小说通过青年工人巴维尔及母亲尼洛夫娜献身革命的事迹反映了20世纪初俄国国内的革命斗争。

  工厂像一头怪兽一样吞噬着工人的血汗。老钳工米哈伊奇·弗拉索夫是工厂里最好的钳工。但他对上司态度粗鲁,所以得到的工钱总是很少。他精神十分苦闷,于是经常酗酒,还和人打架,回家后就拿妻子尼洛夫娜出气。弗拉索夫不久就因病去世了。

  母亲尼洛夫娜是个受尽生活折磨的人,长年累月的劳动和丈夫的毒打已把她折磨坏了,她走起路来没有一点声响,整天带着哀愁和不安的神情。整个人显得柔顺又悲哀可怜。

  父亲死后,儿子巴维尔也成了工人。刚开始,他也像父亲一样苦闷地喝酒、抽烟。但不久,巴维尔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拿书回家用功了,那些粗野的话也从他的谈吐中消失了。巴维尔告诉母亲,这是因为他看了一些禁书,明白了一些道理。巴维尔还谈到母亲生活痛苦的原因,母亲暗自惊奇。

  不久,巴维尔和少数青年工人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帮助下,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他们在母亲家里秘密组织了革命小组。

  工厂里出现了他们秘密散发的传单。宪兵逮走了两个工人,母亲看到这一切,眼睛里涌出了无可奈何的眼泪。

  不久,发生了“沼地戈比”事件。工厂周围有一片滋生蚊蝇的沼泽地。厂主借口改善工人生活条件,宣布从每一卢布工资中克扣一戈比做为排水的费用。

  巴维尔在自发组织的群众大会上挺身而出,一方面积极支持和领导工人同厂主进行面对面的说理辩论;另一方面,他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号召他们团结起来,自己解放自己。但由于广大工人尚未觉醒,巴维尔也缺乏斗争经验,在演说时过多地讲道理。结果,厂主一出现,工人们马上惶惑地给他让路,还有人脱帽、行礼。斗争以失败结束。当晚,巴维尔被捕了。

  “沼地戈比”斗争失败后,母亲目睹了警察搜捕革命者的野蛮暴行,既害怕又憎恨。但她终于迈出了革命的第一步,代替儿子去工厂散发传单。当然,她的行动主要是出于母爱,是为了营救自己的儿子。

  沙皇抓不着巴维尔等人的把柄,只好把他们放出来了。经过“沼地戈比”事件和狱中斗争,巴维尔逐渐成熟,工人群众日益觉醒。“五一”前夕,同志们决定举行游行活动。巴维尔不顾女友沙馨卡的劝阻,毅然担负起领导和指挥游行示威的重任。在游行示威过程中,巴威尔威风凛凛地高举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工人们像铁屑被磁石吸住一样,紧紧地聚集在他的周围。他们高呼口号,高唱战歌,同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英勇搏斗。“五一”游行遭到了沙皇政府的野蛮镇压,巴威尔再次被捕。

  母亲在游行过程中,始终与儿子在一起。她也同敌人进行了搏斗,儿子被捕后,她主动向周围的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这表明她的革命意识已经觉醒,尼洛夫娜作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开始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不顾艰苦劳累,到工厂、农村去散发书报和传单,向农民宣讲革命道理,执行秘密联络任务,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她的眼界开阔了,斗争经验丰富了,不再害怕敌人,也不再笃信上帝了。

  巴维尔在被捕后遭到审讯,他把法庭变成了斗争的阵地。他大义凛然,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痛斥沙皇专制统治的暴行,宣布共产党人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战斗纲领:“专制制度不是束缚我们国家的唯一锁链,它只是我们必须从人民身上最先打碎的第一道锁链,现在我们要求获得足够的自由,使我们将来能夺取全部政权。我们的口号很简单——打倒私有制,一切生产资料归人民,全部政权归人民,劳动是每个人的义务。”巴维尔终于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巴维尔被判处了流放,母亲觉得十分难过。但是人们纷纷围过来安慰她。同志们把巴维尔的演讲稿印了出来。母亲主动要求去送发这些传单。但在车站候车时,她发现自己被严密盯梢了。她沉着镇定地将随身携带的传单向群众散发,然后再进行鼓动宣传,当军警残暴地抓住她时,她喊出了:“真理是用血的海洋也扑灭不了的”

  巴维尔是在俄国小说中塑造的第一个有血有肉的高大的无产阶级战士形象。尼洛夫娜由一名落后无知、温顺柔弱的家庭妇女,成长为一名勇敢、坚定的、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母亲》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构成了作品的主要情节,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成了作品的主人公,这是世界文学中破天荒的大事。

  高尔基开创了一种新的创作方法。《母亲》展示了俄国运动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必然规律,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小说中的巴维尔、尼洛夫娜等人的形象,既集中了20世纪初期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又熔铸着作家的浪漫主义思想,具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点。

  《母亲》的创作实践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定了基础,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来成为极大地影响整个苏联文学的一种创作方式。

  就以上两点来说,《母亲》不愧为无产阶级文学的艺术丰碑。《母亲》在当时能取得巨大的成功,更多的在于它具有的时代意义。

  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国内一片白色恐怖,而革命之所以失败,正是由于很多群众和工人还没有觉醒。在当时,如果能写出歌颂工人的革命斗争,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坚信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的作品,那将会促进人们的觉悟,塑造高大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形象,会使人们找到行动的榜样。细致、真实、典型地展示这一形象的成长过程,又会使人们比照自身,发现行动的道路。这样的作品将会有力地支持革命。所以,列宁对《母亲》的面世报以很大的热情,称它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及时”的意义就是由此而来的。

  今天看来,《母亲》在艺术上或许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比如说:人物的性格不够丰富。在巴维尔身上体现得比较突出,就整体艺术效果来看,《母亲》也稍为粗糙了些。但它巨大的时代意义、思想意义却使《母亲》最终仍然成为一本成功的书。正如卢耶察尔斯所说的,这本著作成了欧洲无产阶级的“案头必备书”。

  1929年,夏衍把《母亲》译成了中文。它也同样激起了中国青年,为革命事业而不惜赴汤蹈火的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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