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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八、考验与挑战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3日,英国对德宣战。同日,印度总督宣布印度已进入战争状态,应负起战争责任。

  印度的参战完全没有与印度人民磋商,甚至印度立法议会事前也未曾听说,这不能不引起印度舆论的强烈不满,并遭普遍反对。

  印度国大党早在战前即已表明它一贯的反战立场。在1936年的竞选宣言中,它表示将坚定不移地“反对印度参加一次帝国主义战争”。1938年初,国大党领导人曾抨击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斥之为对民主的叛卖。1939年春,国大党曾警告说,它不会为别人的利益而战。尼赫鲁更是明确宣告,印度是否参战只能由人民决定,英国强加的任何决定都必将遭到反抗。

  印度总督为试探国大党领袖时英国政策的态度,并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首先召见甘地,对此广大群众和国大党要人都表示反对,但甘地执意前往总督府。他以个人的名义向总督表示,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不可能支持战争,但出于纯人道的考虑,他同情英法。他还就自己与总督的会谈发表了公开声明。

  甘地与总督会谈的声明发表后,引起各方论议和猜疑,甘地为此在9月8日发表了题为《我的同情》一文,解释自己对英法的同情是基于理智,因而希望和他持同一观点的人支持他的看法。

  9月10日,大印度教会党通过一项决议,支持英国作战以保卫印度,但盼扩大中央政府,并多征募印度兵员。18日,穆斯林联盟决议,对过去2年的联省自治深表不满,除非能给穆斯林以公平待遇或征询穆联的意见以制定新宪法,否则,任何形式的应变措施均不能获得穆斯林在战争上的支持与合作。

  国大党的正式立场由它的领导机构决定。工作委员会于9月8日~14日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一个长篇决议,为国大党拟订了对战争的政策基础。该决议由尼赫鲁起草,经过仔细斟酌,它谴责法西斯主义,谴责德国纳粹政府对波兰的侵略,对那些遭受德国侵略和进行反侵略斗争的人表示同情。但它指出,关于印度战争与和平问题,必须由印度人民决定,如果英国不把印度作为一个平等国家对待,国大党就不可能支持英作战。决议要求英国政府直截了当地说明它在这场战争中的目的,是否包括消灭帝国主义,给战后印度以独立。国大党提出的具体要求是战时成立对选举产生的而不是总督委派的中央立法议会负责的印度政府,它还呼吁印度人民停止内部斗争和矛盾,随时戒备,加强团结,表现出一个统一的民族精神,冷静地提出目标,争取印度的自由。这表明国大党准备有条件地支持战争。

  对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决议,甘地于9月15日发表了个人声明。声明表示,虽然他发现自己的看法,即“任何对英国的可能援助都应是无条件的,只有在非暴力的基础上才能办到”没有人附议,但他对决议起草人尼赫鲁所采取的原则性立场予以称赞,认为他的声明不仅是对不列颠政府和人民,对自己的同胞,也是对所有像印度一般被压迫民族的宣言。他希望工作委员会的声明能得到党内各方面的支持,也希望其他党派人士尽可能采取同样的行动要求英国政府提出明确的政治目标,承认印度独立。

  总督邀请了50名印度各方领袖,于9月26日赴西姆拉会商,其中包括甘地、卜纳沙德、尼赫鲁、鲍斯、帕迭尔及真纳等人。9月25日,甘地在赴西姆拉会见总督途中,在他主笔的《哈里真报》上发表《甘地的难题》一文,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甘地认为,这场战争比以往那场战争更可怕,虽然他同情盟国,但却不打算像上次那样招募志愿兵参战。他希望印度即使困难再多,但在追求和保证一个完善的民主秩序方面能起积极作用,并尽量使用非暴力。不过甘地表示:“假如我抛弃我最好的同志,因为他们不能追随我扩大使用非暴力,那么我也不能达到非暴力的目的。因此,我仍将维持对他们的信心。他们所采取的暴力手段,将是极其狭窄的、暂时的。”对于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甘地表示,除了奉行非暴力,尚无其他具体方案,一切将相机行事。这些话表明,甘地已公开披露了他与国大党领导机构之间的歧见,但甘地对弥合分歧抱有希望。

  同时,甘地对与穆斯林联盟在这关键时刻重修旧好也抱有希望。9月26日,甘地参加了与总督的会谈,返回瓦尔达途中,他撰写《印穆团结》一文。文中他盛赞穆斯林联盟是一伟大的组织,它的主席一度是国大党的杰出人物,是国大党新起的希望。他满怀感情地回顾了昔日他们共同斗争的历史,借以证明印穆之间将会出现实际的永久的团结。

  10月2日,甘地71岁诞辰。人们聚会庆贺,甘地写了一篇《谢》,呼吁同志们支持他毕生所致力的工作。此时,甘地和工作委员会之间的歧见日趋明显。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管英国是否作有利于印度的宣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一旦遭到侵略,国大党将用什么方式进行抵抗。在这个问题上,甘地和工作委员会长谈的结果,是他发现他们对非暴力的估价仅限于用作对抗英国政府的武器,而且并不准备采取非暴力抵抗未来的进攻。

  甘地在10月10日的社论中说,“我相信,所有国大党的党员们都极欣赏20多年中,运用非暴力与世界最强的帝国主义斗争的合于逻辑的结果,即抵抗敌人进攻的方法应该和赶走敌人的方法相配合,而前者显然比较容易。事实上我们过去所采取的是弱者似的非暴力抵抗,而不是一个强者的非暴力抵抗。因此在这紧要关头,没有人敢响应非暴力的方式。形势如此严重,如果工作委员会决定了采用武装暴力来保卫印度,那么过去20多年国大党所接受的非暴力训练便等于徒劳。而将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将印度不曾好好武装的悲剧责任,放在领导非暴力的我的身上。”“我从不会鼓吹或支持武装的训练。相反地,我全力反对这种想法或作法。就是眼前,我也并不反悔过去,我有不变的信心。世界各国中只有印度能学非暴力艺术,哪怕就在今天来考验,我也相信必有成千上万的人,宁死也不会对侵略者以牙还牙”,“印度即便是为了保卫边疆,最好也还是完全放弃暴力,因为印度参加武装竞赛就等于自杀。印度既丧失了非暴力,整个世界便无希望。我必须保持过去半世纪我所坚持的信条,希望最后印度会服从非暴力,保持人类的尊严,不要自己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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