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52)_虚阁网

五二

　　6月初，甘地返抵西迦昂，他对一位前来采访的纳粹报纸的特派员阐述了自己对武力征服的态度。甘地告诉他：“我了解希特勒不接受不用武力而能维持人类尊严地位。但我们之中却有人相信，采用非暴力也能赢得独立。如果我们必须被迫流血，那将是世界上最坏的一天。倘使印度被迫动武以争取自由与独立，势必将使世界上的真正和平不能提早实现。我已抛弃了刀剑主义，我已使它成为可能。我所得到的结论是：人的尊严加上理智的爱，必能代替野性的残暴。”

　　1937年11月中旬，甘地回到瓦尔达。此时正是印度国内的多事之秋，国大党选举获胜，参加了政府后曾在国内造成过一种新气象，但很快便暴露出了各种问题。国大党右派领袖没有也不可能履行诺言，满足工农大众的需要，他们想利用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改革，步履维艰，人们的不满情绪急剧增长，罢工、暴动、反政府游行，事件不断发生。国大党内部的纷争激烈，特别是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及其他少数派关系恶化，新上台的国大党省长束手无策。这种情况使甘地又走向前台。

　　1938年4月1日，国大党加尔各答会议，甘地亲临指导。当时，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的关系极为紧张，领导人已进行过长时间交涉，笔墨官司不断，但不解决问题。

　　甘地决定亲自出马，与真纳会谈。正式会晤预定4月28日举行，在这之前，甘地几次写信给真纳，效果并不理想，但甘地仍寄望于与真纳的会晤。

　　真纳和甘地一样，曾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律师，国大党著名领袖。约有10余年，他一直在国大党内维护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组成反对英殖民统治的统一战线。甘地取得国大党的领导地位后，真纳不赞成甘地的不合作纲领，认为这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他于1921年脱离国大党。此后，他一直是穆斯林联盟的实际领导人，积极致力于争取穆斯林在统一印度下的自治地位，但他对原来的政治目标并未完全放弃，依然为实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合作不断努力。1937年的选举，他的政治生涯再度出现决定性的转变。当时，国大党取得绝对多数并拒绝在穆斯林居少数地位的省内与穆斯林联盟分享权利，采取了一些损及穆斯林利益及宗教感情的做法。真纳从中得出结论，在印度教徒占优势的政党统治下的印度，穆斯林永远难以取得公平合理的地位。自此以后，这位昔日两大教派团结的捍卫者，成为建立巴基斯坦国方案的不屈不挠的卫士。

　　4月28日，甘地在孟买真纳的寓所里会晤了真纳，这次谈判仅系初步交换意见，为下一步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主席的会谈做铺垫，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会晤后，双方只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公报：“我们曾就印穆团结作过3小时的友好会谈，这一问题将继续再谈。”

　　5月1日至8日，甘地访问西北边省，然后回孟买休养。6月间，穆斯林联盟向国大党提出了11项要求：①立即放弃以《祖国的命运》为国歌；②目前穆斯林占多数的省区，不得重划行政区；③穆斯林宰牛不受干预；④穆斯林早课或礼拜不得干扰；⑤应制定法案保障穆斯林教徒的基本权利与伊斯兰文化；⑥宪法中应明文规定，穆斯林能平等享有一切国有建设；⑦国大党不得再反对分别选举制，并不得指其为危害民族主义；⑧制定法律保障乌尔都文；⑨地方民意机构之组成应采用分别选举制；⑩废止三色旗或承认穆斯林联盟族以同等地位；⑾承认穆斯林联盟为唯一代表印度穆斯林的合法组织。

　　国大党拒不接受11点要求，使印穆谈判陷入僵局，教派仇杀事件到处发生，现状令甘地无比忧愁。7月27日，甘地向国大党党员发表谈话，回顾了党的斗争历程，一方面引咎自责，同时激励大家，克服困难，坚定信心。他说：“我不能说自己退出国大党就可以推卸责任，我离开国大党的动机，是想站在党外来促进它的发展，我知道我仍旧影响国大党的政策。我以1920年党章起草人的身份对目前党纪败坏必须负责。党在1920年是从艰难中开步走的，很少人接受真理与非暴力为信条，多数党人只当它是一项政策，这是不可避免的。我曾希望当大家看到国大党在新政策下的进展后会接受它为信条，但只有少数人如此。最初阶段，高级领导人物反应颇佳，诸位可以回忆当时像老尼赫鲁，达斯诸人在《青年印度》上所发表的公开信，他们曾领导党员表现了高度的自律、自我牺牲与严肃精神，阿里兄弟也几乎变成了苦行僧。当我在各地考察时，我发现同志们几乎都已换上了新生活，当然还有其他人，我毋需一一列举。高级领袖们的热忱无疑大大影响着同时期的许多人。

　　“但是，这种情形，随着一年内自治的不能实现而突然改变。我所指示的一年内自治的先决条件，大家都健忘了。马吉德甚至说作为一位非暴力抵抗部队的统帅，我必须首先认清自己提的先决条件乃是可以办到的，也许他说得对，可是我却没有办到。大规模使用非暴力手段从事非暴力斗争，对我来说也还是一种试验，所以我不能将它写成具体的条文，我所期待的只是国人的响应。他们也许会绝不赞同，错误和偏差是可能的，这些话姑且不论，问题是当争取自治的斗争延长，哈里发问题已不再成为国人热心的斗争，紧接着高潮过去，对非暴力的信心动摇，于是异端邪说便乘虚而入。本来对党章没有信心的人，当然是公开的攻击。

　　“我的才智有限，神并没有授权我来领导这世界走非暴力之路，但我却想神会选择我为工具在印度实行非暴力以抵抗各种邪恶。已有的进步相当惊人，但待完成的工作还很多……不管是否需要再来一次食盐进军那样光荣的奋斗，印度也终能借非暴力达成其理想。我祈求真光驱散黑暗，愿相信非暴力的人们同我一样祈求。”

　　当人民的斗争危及到资产阶级统治时，甘地的态度毫不含糊。9月下旬，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德里会议上，甘地代表国大党起草了“有关人民自由”一案交大会讨论，该提案称：最近发现许多人，包括少数国大党党员在内，竟假借自由的名义，任意烧杀抢掠，实行暴力的斗争。还有几家报纸，故作不实报道，企图挑起教派间冲突。我们要唤起国人的注意，我们争取自由，并不包括自由地煽动暴乱或歪曲宣传，因此，本党对人民争取自由的政策从未改变，但将基于一贯的立场，支持国大党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这一议案意在授权那些参政的国大党部长们对所谓煽动暴乱或参加暴力斗争者采取制裁行动，甚至不排斥使用暴力镇压。国大党左派强烈反对甘地的提案，并以退席相抗议，他们认为国大党参政放宽了人民的自由，但国大党籍部长们却扼杀了自由，这一提案不过是要为部长们提供滥用自由的方便，这和过去的官僚并无二致。

　　会后许多共产党人找甘地理论。他们质问甘地为什么政府可以用暴力镇压而人民不能用暴力反抗。甘地辩称：“虽然政府原则上也不应使用暴力，但假如一个人杀了小孩，抢去了他的玩具，那时我剥夺这个人的自由，不让他再犯，我这种行动就不能称之为暴力。但假如我采取的行动带有报复，那就算是使用暴力。”甘地的意思显然是说政府的制裁不是暴力，而人民的反政府则是暴力，所以他认为在这一点上没有商量的余地。

　　1938年底至1939年初，印度国内反帝斗争继续发展，以鲍斯、尼赫鲁为首的左派力量影响进一步上升。1938年末，国大党主席鲍斯正积极筹划向英国政府提出要求完全独立的最后通牒，如果最后通牒一旦遭到拒绝，就开始群众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个计划得到大多数反帝参加者的支持，并得到1939年2月在加尔各答举行的左派第一次代表会议的赞同。当时，印共支持整个行动计划，同时提出重要补充，它号召利用各土邦人民的运动和群众组织。

　　国大党内部因为这一变化出现了激烈的纷争，国大党主席之职也就成为左右两派力量争夺的焦点。

　　新主席的选举预定于1月29日举行。最早获得提名的是阿萨德、鲍斯与席塔玛亚3人。甘地和国大党右派领袖支持的是席塔玛亚。1月20日，阿萨德主动退出。但鲍斯认为现在正是关键时刻，他不想退出，他坚持必须通过全党选举来决定党的最高领导人。见此情景，1月24日，帕迭尔、卜纳沙德、巴咭迦、多拉脱兰、戴荷、戴赛及克里巴拿里联名发表声明，支持席塔玛亚，但选举结果却是鲍斯以1580票对1375票获胜而当选为国大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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