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50)_虚阁网

五〇

　　28日，甘地进入会场辞别，全场8万人一致肃立，向甘地致敬。大会当场通过决议：“本会一致信任敬爱的甘地领导，且曾殷切期望他能改变其退党决定。但全党的努力未改变圣雄的决心，本会迫不得已接受圣雄的退党要求，并对其所作的卓越贡献深致敬佩，且对其保证在必要时为党贡献卓见，尤感满意。”甘地最后致辞表示：今后他对国大党的兴趣将限于在相当距离内，注视其所坚守的原则。

　　甘地退出国大党后，国大党全印委员会通过决议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国大党参加立法会议选举，甘地本人则致力于乡村工业建设。

　　恢复乡村工业是甘地土布运动计划的扩大，他认为土布运动业已取得可喜的成绩，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城市居民能够和乡村居民在精神上结合，而不是前者剥削后者，或者要乡村居民模仿城市生活。他因此进而提出由自纺自织发展到自制糙米和土面的乡对工业的想法。

　　1934年11月26日，甘地在《哈里真报》上著文，阐述他发展乡村工业的一些基本思想。其中讲到了他为什么不按西方的方式去使用大机器而主张小规模乡村工业的道理。他指出：在人手不足的地方，使用机器当然是好事，但在印度这种劳动力过剩的国家，使用机器就是坏事。因为在这里面临的问题不是要“替几亿人找空闲而是如何利用他们的空闲时间，因为他们平均有半年无事可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机器工人代替10个工人的工作，他就等于在农村赚了10个人的钱，造成了10个人失业。如果这样计算的话，即使他生产的东西再价廉物美，也比农民自己生产的东西要贵得多。对于一些人批评乡村工业是个体生产，不适用大规模的合作生产方式，他也提出反驳。他认为乡村生产固然限于狭小的村落，可是产品可以集中，利润可以分享。只要按照计划适当管理，只要有合作精神，分工协作也是可以进行的。但他认为土布仍是中心工作，不能因为推进其他的工业而放松了对土布的纺织。没有土布工业，其他便不能推进。

　　1934年12月14日，全印乡村工业协会正式成立，负责推广糙米与土面。该会为国大党外围组织，但甘地不主张其过问政治。

　　甘地默默致力于推进乡村工业建设引起了政府的猜疑，他们不知甘地又将在农村搞什么大动作，因而密令各地官员严密监视他的活动，以便采取防范措施。对此，甘地的态度是：“如果政府愿助我一臂之力，那是再好不过了。我所做的工作其实都是政府应当做的，随政府怎么做都可以，就是不要压迫老百姓。如果政府帮我。我可以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但必须是适当的协助。就我自己来说，我的一生是一张白纸，绝对没有任何秘密。我只选择旁人所不注意的工作去做，也决不干预旁人所已做的事。我推广糙米、土面，只不过要老百姓别忽视自己的健康。”

　　1935年正是印度国内政治活跃的一年，一般民众都热心政治活动，甘地却在这个时候远离政治斗争的前台，专心于他的乡村工业，许多人为此迷惑不解，甚至有人认为他这是逃避现实，表现灰心、失望。甘地在1935年12月28日的国大党50周年纪念日上阐述了他的思想：“凡没有准备好从事小改革工作的人，决不能担负起伟大的改革事业。凡已好好运用其智能努力工作的人，必将发现他的才能是在不断增强。而且原以为是了不得的革新事业，其实不过是小事，只有这样安排我们的生活，才能自然。为了实现政治目标，一个人首先要忘记它，如果事事想到政治目标，便会产生不必要的困惑。何必为那些晦暗的问题伤脑筋，不到死，为什么死？”

　　1936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出现新的特点。国大党的许多党员越来越不满足国大党右派领袖们所提出的宪政形式，积极探寻新的反帝斗争的道路、方式与方法。他们聚集在尼赫鲁周围，形成一股新的力量，在甘地退隐之时，尼赫鲁是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人物。

　　尼赫鲁是一位与甘地风格迥异的国大党领袖人物。他出自婆罗门世家，早年就读于英国哈罗公学、剑桥大学，对哲学、文学、法学颇有研究。他从英国回国后，即投身印度民族解放斗争，在斗争中热烈追随甘地，且久经铁窗考验。然而他与甘地在一些方面格格不入。尼赫鲁是个理性主义者，憎恨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认为这是印度落后停滞、四分五裂、深遭外国殖民者蹂躏的罪魁祸首，而甘地则对神有着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尼赫鲁性情暴躁，清高孤傲，甘地则谦逊柔和；尼赫鲁酷爱文学，崇尚科技，甘地则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不幸的根源；尼赫鲁富于理性，认为目的模糊不清是可悲的事情，行动要能收效，必须导向明确，甘地往往凭本能（他本人称之为“内心的声音”），善于体察群众的心理而相机行事，认为注意手段，目的自明。

　　在社会政治观上，两人也有很多不同。如1922年甘地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尼赫鲁就极不赞成，认为它挫伤了士气，使大好革命形势丧失。1930年德里协定及随后的圆桌会议，尼赫鲁认为它转移了人民对主要问题的关注，带来了失望与失败情绪。他认为甘地过分强调土布及解救“贱民”工作是轻重倒置，转移了人们对主要问题的关注。他也不同意甘地号召国大党停止不合作运动而由他一人代劳。尼赫鲁在提出摆脱现状的出路时，要求国大党的领导采取国大党活动的民主化和积极行动的激进纲领，以便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反帝运动，同时他承认工人和农民建立自己的阶级组织来捍卫他们的经济要求的权利，他认为这些组织应当完全服从国大党。他对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和在反帝斗争中采用的非暴力方法产生怀疑。尼赫鲁写道：“在政治方面，非暴力策略至今还没有取得胜利，因为印度仍然处于帝国主义的罪恶控制之下。

　　在社会方面，这种策略也没有规定根本的改变。”

　　但甘地科尼赫鲁之间有着亲如父子的关系。尼赫鲁虽不同意甘地的主张，但他一直崇拜甘地的人格，并追随甘地行动。甘地对尼赫鲁也是精心培植，悉心诱导。尼赫鲁是甘地最为属意的继承人。

　　1936年印度政府组织法正式颁行，该法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在激烈的反对声中于1935年7月24日正式列入法令。该法规定，在英属印度11个省建立拥有一定保证的完全的责任政府和实施自治。总督拥有为保护少数派、维护法律和秩序采取行动的权利，印度各土邦和各省加入联邦政府和立法机构，管理中央事务。在中央实施两头政治。英国虽然作出了一些让步，但该法一开始就明确表明：英王和印度的关系是所有权利、一切政权和全部司法权都由英王陛下实现。它丝毫未改变印度对英国的依附地位，因而遭到印度各界人士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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