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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六、跌荡起伏的独立运动

  总督与印度各政党代表的会谈无果而终,使甘地再次面临抉择。早在一年前的加尔各答年会上,甘地曾将尼赫鲁、鲍斯的“独立方案”推迟一年考虑,现在限期届满,而自治领地位仍遥遥无期,甘地不得不改变思想。此时的形势也令甘地感到欣慰,到1929年岁末,国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显著扩大,对西门调查团的抵制又吸引了在通过巴多利决议后,曾退出国大党的城乡中小资产阶级分子重新加入国大党队伍。国大党的抵制洋货,反对不可接触制的斗争和争取印度自治的非暴力运动的宣传,甚至深入到还没有国大党员的农村,连过去坚持与政府合作的自治派领袖老尼赫鲁这样一位一切依靠宪法行事,并且惯于讲究法定程序和方法的大律师,在环境的压迫下也不得不改变了立场。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狂澜席卷欧美宗主国家,印度深受其害。在宗主国和殖民地矛盾尖锐激化的情况下,甘地已不能指望人民群众会满足于自治领地位。

  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再度高涨的情况下,1929年12月,国大党拉合尔年会如期开幕。这次大会几乎是一致通过了关于独立问题的主要决议(几千名会议代表中,投反对票的仅20人),宣布这一决议案的时间,特意选在旧的一年结束和新的一年开始的1929年12月31日午夜。决议郑重宣称:印度所争取的乃是完全独立。与此同时,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开展群众性全面不合作运动的决议,并授权甘地领导。

  国大党拉合尔年会奏响了民族独立的号角。1930年1月2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决议规定1月26日为全国支持独立日,全国人民将在这一日宣誓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

  1月9日,甘地在《青年印度》上发表他的独立宣言:“在圆满的非暴力气氛与加紧推进建设性工作的前提下,几个月内,我就准备着手领导一次全民不合作运动,作一次成功的斗争。我们深信,享有自由以及经由劳动所获得的果实并保有生活必需品使得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乃是印度人民以及任何人民不可否认的权利。我们也相信,如果有一个政府剥夺其人民的此种权利并予以迫害,则人民就拥有更进一步的权利改造或消灭它。”

  1月26日独立日,印度举国欢庆。这天清晨,数千名大学生、职员、商人和知识分子在国大党领导下,走上孟买街头,游行队伍举着“非暴力万岁”的标语,和平示威,后又有10万工人的游行队伍加入了国大党领导的示威游行。除了孟买,全国其他各地,无论城市乡村都举行了庆祝独立日活动,人们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一遍又一遍地重温独立誓词。

  1月31日,甘地向欧文总督提出了11点要求。这些要求是:①把卢比的兑换率降低到1先令4便士;②降低田赋50%;③减少军费50%以上;④减少英国官员的薪金50%;⑤实行保护关税率,限制外国布匹与服装进口;⑥给印度船队以内河运输的特权;⑦取消刑事侦缉局或对其确立监督;⑧给印度公民以带武器自卫的权利;⑨废除政府的食盐专营法,取消盐税;⑩禁止出售酒类;⑾释放除“犯杀人罪或教唆杀人罪以外的全部政治犯”。

  甘地的11点建议,引起了英国报界的猛烈抨击。国大党内也有很多人以为甘地是在放弃独立的大目标而只注重11点要求。甘地反驳说,独立不是英国人撤走这个形式,而应该是像11点建议这样具体、实在,而又能有益于百姓。

  2月27日,甘地在《青年印度》上宣布了他对即将开展的不合作运动的几点指导思想:①一旦他被捕,不要像1922年那样只作静静的消极的抵抗,而当发动最积极的非暴力斗争,以便每一个信奉非暴力的人都能尽其最大努力和意愿进行斗争;②这次运动一开始只由真理学院的师生以及那些能够恪守行动纪律的人参加。有了好的开始,全国可群起响应;③必须尽最大可能阻止暴力的发生,但非暴力运动一旦发动,只要有1个人活着,就不应停止。在同一期《青年印度》上,甘地还公布了国大党义务工作队员应遵循的准则,即“不得怀恨,但要忍耐对方的愤怒,不可杀人而且不可报复;对无理的命令不可因畏惧而服从。不可伤害或诅咒他人,但要保护对方使其不受伤害,甚至甘冒生命危险;不得拒捕或被没收私人财产,但受托管的基金则万万不可交出,即使因此而丧生;一旦被捕入狱应严守狱中规矩;在团体行动中,必须接受上级命令,万一有严重分歧时,则不妨辞职;作为一个义勇工作队队员,别希望组织会照顾其眷属。”

  此时甘地已成竹在胸。这一次的不合作运动,他决定拿食盐专营法作文章。在多年的节欲生活中,甘地早已不用食盐,但在气候炎热的印度,盐是每个居民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调味品。大海赐与人们取之不尽的食盐,然而英国政府却实行食盐专营,借提高盐价和赋税搜刮民财,使千百万印度劳苦大众不堪忍受。甘地认为:“食盐法是最不人道,非人所能忍受的。”所以,破坏这一苛刻的法律必具重要意义,并一定能起到轰动效应。他准备亲自率领一批非暴力信徒从真理学院徒步前往200英里开外的丹地海滩去淘捞海盐,制造贩卖,搬运私盐,以示抵抗决心。同时在沿途进行宣传,教育群众,扩大声势,引导运动发展。

  3月2日,甘地托人给总督送去一封信,陈述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给印度造成的灾难及英国顽固不肯改变政策,促使人民群起而要求独立的客观现实,并表明了自己的非暴力立场和行动计划与要求,希望总督提出解决办法。总督的答复简洁明了:“你的行动必然导致暴力破坏法律,恕不考虑。”

  这一结局不出甘地所料,甘地深知:“英国乃是一个从不轻易给与,也很不容易悔悟的国家。条约毫无意义,它所知道的只有实力。”甘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深刻用意可能就在于让英国政府公开向世人诏示这一点,使其民心丧尽,让所有印度人清楚这一点,从而义无反顾地投入反英斗争。

  为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征,甘地作了精心部署。甘地打算从真理学院那些训练有素的学员中挑选敢死队,他认为:“如果真理学院办不到这一点,那么15年以来的心血就算白费。”甘地也曾考虑过挑选女志愿队员,但他随后改变了主意,他解释说:“我们必须考虑到对方的做法,这一次我们是要受苦受难的,甚至准备接受严刑拷打。假如先头部队中安插女性队员,则政府可能不敢使用原定施展的苦刑。最后经过精心筛选,甘地挑选了78名真理学院中严守纪律,确信非暴力真理,言行相符且绝对遵守院规的学员。这些人祖籍为印度各省区,年龄16—61岁不等,其中穆斯林2人,基督教徒1人,“贱民”2人,其余均为印度教徒。

  除极少数妇女儿童作留守人员外,整个真理学院全体动员,准备长征。古吉拉特学院也暂时停课,除16岁以下学生外,其余师生员工准备沿途交替为长征队服务,还临时办了一次两星期的讲习,其中选了20个学生作长征队前锋,提前出发去动员组织沿途居民,当有长征队员被捕,后备人员就替补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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