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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


  这种很明显的孤注一掷,在当时却是必要的,因为国内训练军的最后一点兵力,也都被希特勒抽调走了——他用在西面去准备发动一次新的攻势,而完全不顾东线方面的防守问题。在8、9两个月里面,德军的西线已经完全崩溃,因为中间并无任何防线可供据守,所以他们就一直向所谓齐格菲防线退却。但这条防线事实上已经不再是一条完整的防线,因为它们的武器大部分都已被拆卸下来改装到大西洋长城上面去了,现在都完全丢光了。德军撤退得很匆促,而盟军又追击得很凶猛,所以有许多重要据点都纷纷沦陷。

  假使事先有相当的预备队据守着,也许就可能会有一个反攻的机会。这个时候,希特勒的脾气已经是一发不可收拾,他一再严令必须死守某些地方,可是前线上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兵力用来执行他的命令。所以他在9月间,就决定动员德国所剩余的一切力量,以期做一次最后的攻击。自从“7月20日事变”发生之后,党卫军领袖希姆莱就兼任了国内训练军的总司令。他凭着这个职权,就开始建立“政治军人”和“政治军官”的制度,这是希特勒和他两人多年梦想的计划。

  新成立的单位叫作“国民步兵师”和“国民炮兵团”等等名称。所需要的军官由陆军人事处审慎地加以挑选,并且实行了“政委”的办法。在东线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有些“政委”们直接向鲍曼提出小报告,而鲍曼本人对于陆军又是具有深恨的。我看到这个情形实在不像话,所以不等到它发展得太快,就开始加以制止。并且把犯罪的人加以处分。不用说,这当然又不免要引起一场激烈的争吵,结果对于“国民军”的管制问题还是没有进步,而大本营的一切也还是照样的乌烟瘴气。

  希特勒的目的,是想要在11月里,把所有现役军的最后兵力,都送到西线上去做最后的一搏。他想把盟军击败,并把他们赶下海去。这些新成立的部队,可以说是我们国力的最后结晶,现在都要用来实现这一次伟大的计划。这些事情下面我还要加以检讨。

  1944年8月5日,当我们正在忙于为“7月20日事变”和东线总崩溃,办理善后事宜的时候,罗马尼亚的首相安东尼斯丘元帅(Marshal Antonescu),突然访问东普鲁士的希特勒大本营。我奉命主持汇报,要把东线战场的现况讲述给这位元帅听。希特勒、凯特尔和其他的高级人员也都照例出席,此外还有里宾特洛甫带着他在外交方面的助手们。我的讲话由外交部的首席翻译官施密特大使(Ambassador Schmidt)译成法文。施密特大使不仅是一个风度极佳的外交官,而且也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翻译人才之一。他有数十年参加多次国际会议的经验。可是这一次他只说了几句话,就表示他对于军事方面的语句还是不大熟悉。所以结果还是我自己用法文来说比较便利,我很满意的就是安东尼斯丘元帅对于我所说的法文,倒还算能了解。

  在这次汇报中,安东尼斯丘完全明白了我们处境的困难,他也懂得首先第一步就是要重建中央集团军的防线,其次就是使中、北两集团军之间取得联系。于是他就主动建议撤出摩尔达维亚(Moldavia),而我们就撤到加拉茨—福克沙尼—喀尔巴阡山脉(Galatz—Focsani—the Carpathian Mountains)之线。只要是合于轴心国的利益,他是不惜牺牲的。我立即将这个伟大的诺言翻译给希特勒听,以后又再度提醒他。希特勒就向安东尼斯丘表示热烈的谢忱,并且对于这一承诺获得了某种结论(这是后话)。

  第二天上午,安东尼斯丘请我到他的房间里去,和我单独做一次私人性的谈话,对于这次谈话我觉得获益良多。这个罗马尼亚的老元帅,不仅表示出来他是一个好军人,而且也表现出来他对于他的国家的交通、经济和政治情形,都具有深切的了解。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以常识为基础,说话的态度也十分的有礼貌,在那个时候的德国,可以说已经找不到这样君子风度的人物了。他不久谈到这一项事变,表示他很感到震惊,他说:“请相信我的话,我对于我手下的各位将领,是一向具有绝对的信心。要说是军官们参加这种政变,对于我们而说才真是不可以思议的!”在那个时候,我对于他这种严词指斥,感到实在无话可说。可是14天之后,安东尼斯丘本人所面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而我们也和他成了命运共同体。

  这一次和他一同来访的人员,还有罗马尼亚的外交部长米恰东尼斯丘(Michai Antonescu)。这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人物,但似乎很狡猾,他的友谊让人觉得有一点虚伪。和他们一路的还有德国驻罗马尼亚的大使克林格(Killinger),和德国驻罗军事代表团团长汉生将军(Gen.Hansen)。我和这两位德国官员,都曾做过长时间的谈话,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两位都不太重视安东尼斯丘,但是却主张德国人应支持那个年轻的国王,以当作罗马尼亚的傀儡元首。他们的意见使德国的军事当局大上其当,忽略了酝酿中的阴谋,而具有一种虚伪的安全感。

  7月底,佛瑞斯纳上将代替夏纳尔继任南乌克兰集团军总司令,他现在也同意安东尼斯丘的建议,在安东尼斯丘访问大本营不久之后,他就向希特勒建议把我们的正面撤退到加拉茨—福克沙尼—喀尔巴阡山脉之线。希特勒作了一些保留之后,才勉强同意了,不过他却坚持着认为必须等到他获得了敌人确实想向这一方面进攻的证据之后,他才肯发出撤退的命令。在以后几天之内,大本营情报主管所获得的有关罗马尼亚情势的情报,混乱而且矛盾,一般说来,由于德国驻罗代表的糊涂,所以还是显得很乐观。

  不过里宾特洛甫对于他手下的大使报告,却感到不敢相信,并主张派一个装甲师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去,并且要求希特勒采取行动。当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在座,我当时就认为里宾特洛甫的主张是不错的。不过当时东线的情况已经是太紧张,我手里实在是无兵可调。所以我就建议把在塞尔维亚打游击队的第四党卫军装甲师,调往罗马尼亚,以挽救危局。但是约德尔却说那个师是不能抽调的,因为当时塞尔维亚是属于OKW的指挥范围之内,与东线战场无关,所以他不愿意抽调他手里所控制的兵力。希特勒此时又下不了决心,所以结果是一无所获。

  在保加利亚,也和在罗马尼亚一样,正在酝酿着乱事。我从戎根费尔特上校(Col.von Jungenfeldt)手里获得了一些报告,他正训练保加利亚部队学习使用德国的装备。这些报告很确实,对于当前的情况描画出一副黯淡的前景。保加利亚部队的士气很低落,从一般行为上看来,显得他们是不可靠的。我把这些报告送给希特勒看,但是他却不相信;反言之,他却深信保加利亚人对于共产主义具有激烈的仇恨心理,所以是绝不会帮苏联人打仗的,我要求不要再把德制的装甲军备送往保加利亚,而且已送去的也应该收回,希特勒却拒绝了,之后我不顾一切自行下命令撤回这些装备,可是受了约德尔的阻挠,无法执行。

  1944年8月20日,苏军开始向南乌克兰集团军战区发动了攻势。罗马尼亚军队所防守的地区,立即被突破。不过问题还不那样简单,罗军大批的逃向敌方,并马上掉过枪口向昨天的盟友进攻。德国的军队和领袖都完全没有事先晓得这个阴谋。虽然希特勒立即下令撤退,但是前线的部队却还想据守,并且实行且战且走的政策。为了避免全面崩溃和全部被歼灭的危险,实在应该赶紧撤退,并且迅速占领多瑙河上的桥梁。可是这一步却并没有办到,罗军比德军先赶到了渡口,使德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处境。德军全部毁灭者共16个师,在这个非常艰难的局面中,真是禁不起这样大的损失。

  这些德国兵都誓死打到底,他们在军事上的荣誉是一点都未受污染。对于他们这种悲惨的命运,他们本身并无责任。要想避免这一次的悲剧,只有在苏军尚未发动攻势之前,就事先撤到加拉茨—福克沙尼—喀尔巴阡山脉之线。因为那条防线很短,我们不需要罗军的协助,也可以守得住,那样苏军的诡计就不会得逞了。不过要想做这一个决定,就必须事先对于罗马尼亚领袖人物的心理和政治情况有所认识才行。安东尼斯丘对于他自己的组织弱点,并没有认清,结果是冤枉地断送了他的性命。他虽然深信他的部下,可是部下却出卖了他,结果使德国人也跟着上了大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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