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里安回忆录(68)

六八

　　在我离去之后，克卢格和我的旧部之间还发生了一次冲突，那是由于我那个给部队的告别书所引起的。克卢格希望不要发表它，因为他害怕我会批评高级长官们。事实上它却毫不带刺，李本斯坦终于使我的部下们都收到了我的告别书。

　　我最后的命令是这样的：

　　第二装甲军团的全体官兵们！

　　元首兼三军最高统帅在今天已经解除了我的职务。

　　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我不禁回忆起这六个月以来我们并肩作战的情形，这是为了国家的光荣和陆军的胜利而战的。同时我对于那些已经为了祖国而流血捐躯的勇士们，更是不胜感念。从我的内心深处，我向你们表示极诚恳的感谢，在这个长期的作战中，你们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和发挥了最大的团结力量。我们曾经是安危与共，只要能够帮助你们和保护你们，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祝你们鹏程万里！

　　我知道你们还是会和过去一样英勇作战，尽管必须在严寒的冬天，和优势的敌军作战，但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把这些困难全都加以克服。当你们做艰苦的奋斗时，我的思想是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的。

　　你们这是为了德意志而战！

　　希特勒万岁！

　　古德里安

　　第七章投闲置散

　　遭到了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之后，我感到很痛心。于是我在1942年1月初，就从柏林发出一个呈文，要求举行一次军法会审，来审理我所以被免职的原因，看到底是我对，还是克卢格元帅对。希特勒却批驳了我的要求，他也没有让我知道是凭着什么理由批驳我的要求。不过很明显，希特勒是不愿意将这一件事的真相公布出来。大家都完全明白我受了不公正的处罚。在我离开奥廖尔之后，希特勒的副官长希孟德上校就来到了前线，他是奉希特勒的命令来调查这一次事件的真相。李本斯坦和其他在前线上的将领们，就把全部故事的经过告诉了他

　　。希孟德回到大本营之后，他就向他的同僚们说道：“这个人的确是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他的全部僚属都是站在他那一面，而且都信任他。我们应该设法将这一件冤案平反过来。”关于希孟德的善意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品格高尚的君子。不过他这个好意却并没有下文，原因是因为有其他的人加以破坏。

　　所以现在我就待在柏林，无所事事，而我的部下却还继续在前线上拼死作战。我知道我已经被监视，我的言行都有人在旁边注意着。所以在之后几个月当中，我过着完全退休的生活，难得离开家门一步。同时我也闭门谢客，来拜访我的人可以说是为数极少。其中有一位是近卫师的师长迪特里希，他从总理官邸打电话给我，说他要来看我。他郑重地解释着说，他是有意采取这个行动的，表示“上级”虽然亏待了我，但是他却要表示他并不同意这种处理态度。不过迪特里希却还是没有勇气把他的心事向希特勒说明出来。

　　陆军中高级将领的人事异动，还不仅限于我和龙德施泰元帅的去职。还有许多功高望重的宿将，也都纷纷地被免职了，有的简直毫无理由，有的也只有一点很勉强的借口。这些人中间有盖尔、弗斯特（Forster）、霍普纳尔几位将军。至于李布元帅和库柏纳尔（Kubler）将军却是自动辞职的。

　　这种大“清算”曾经惹起了相当的抗议。最显著的是霍普纳尔上将的案件：希特勒在把他免职的同时，还剥夺了他穿着制服和佩戴勋章的权利，取消他的年俸恤金，不准他使用原先分配给他的官舍。霍普纳尔拒绝承认这个不合理的命令，而这一次OKH和OKW的军法人员，却显示出来相当的勇气，他们居然敢反对希特勒，指出若是要使霍普纳尔接受这种处分，那么首先就要经过正式的审判，而这种审判显然对于霍普纳尔是有利的。

　　霍普纳尔之所以得罪希特勒，是因为他在和他的顶头上司，克卢格元帅通电话的时候，曾经提到一个刺耳的名词，那就是“非军人的领导”。克卢格认为他是有意讥讽希特勒，马上就把这个情形报告了希特勒。希特勒听了之后，当然不免会大发脾气。这些恶感的累积，结果遂使希特勒更一意孤行，1942年4月26日，德国国会又通过了一条法律，准许希特勒可以完全不必经过国会的讨论，而用命令改变一切的法律，从此希特勒的独裁权就真正到了毫无限制的程度。从此德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近代化的法治国家。这些法案的通过，军人们并无责任，不过他们却饱尝了这些恶果的滋味。

　　这几个月的不愉快生活，更使我的心脏益增其脆弱，常常出现紧张过度的现象。由于医师的忠告，我决定带着太太一起，在1942年的3月底，迁到巴登韦勒（Badenweiler）去做四个星期的异地疗养。春天里的田园美景，加上那个小温泉的医疗效力，逐渐使我的心脏和灵魂，都得到了一点安慰。不过当我回到柏林之后，我的太太却突然患了极严重的恶性血中毒病，睡在床上好几个月，使我大伤脑筋。此外，我在柏林的生活也非常不愉快，尤其是常常还有不速之客来访，使我感到厌烦。于是我们就想搬到德国南部去住，以避免开首都的政治空气。9月底，我就向国内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提出要求，看能不能请假去从事这种迁居的安排，弗洛姆就回答说请我去和他当面一谈。

　　前几天，隆美尔曾经从非洲发了一个电报给我，说他因为健康的关系，必须回欧洲来休养，他已经向希特勒建议让我去代理他的职务。这个建议却为希特勒所否决。于是现在，弗洛姆就问我，是否考虑到再被召用的情形，我说我想是不会再有这种机会的。当我从南部旅行回来之后，弗洛姆又用电话请我再去见他一次。他告诉我，他曾经和希孟德谈到我的问题，据希孟德说我的被召出山是不会有问题的。不过希特勒听说我准备在德国南部购置产业，由于他知道我的祖籍是西普鲁士，所以他希望我住在那里，而不要迁到南方去。据说他准备对于凡是获得橡叶骑士级铁十字勋章的人，都由国家赠与一些地产。他劝我到我的故乡去寻找一个合适的产业。当我听了这一席话之后，就知道我还是没有办法脱去这一套灰色的制服，安分守己地去当我的老百姓。

　　不过至少目前还谈不上这些问题。到了1942年的秋季，我的心脏病再次复发。在11月底，我突然昏死过去有好几天之久，一点营养都不能吸收。多亏柏林名医多马拉斯教授（Prof.Domarus）的妙手回春，我才慢慢恢复了。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一天可以离开床铺几个钟点，到了2月底才完全恢复。我以为可以到西普鲁士去寻找房产，准备开始过一个地主式的平民生活。但是天意却并不肯做如此的安排。

　　1942年一年当中，德军从6月28日到8月底，还是一再地发动新的攻势，在南翼方面，克莱斯特的部队到达了高加索山地，而在北面的第六军团，在鲍卢斯的领导之下，已经深入到了伏尔加河上的斯大林格勒。那些作战计划的基础又是一个荒唐的理想。在1941年到1942年间的冬季苦战之后，德军的实力早已大形减弱，根本就无余力来达成这种狂想的目标。正和1941年的8月一样，希特勒所注意的目标都是经济性质和思想性质的，而忽略了首先应该击败敌人的军事力量。希特勒作战的目的，是想要夺取里海（Caspian）的油田，切断伏尔加河的水运，并且毁灭斯大林格勒的工业中心，可是从纯军事立场上来看，这些行动都毫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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