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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从此以后,歌德住在魏玛、很少外出了。他读书、会见客人、写作,过着一种钟表一样有规律的生活。

  从1825年2月起,他开始写《浮士德》第二部,把这称为他的“首要事务”。因为他明白,他其实已经以某种方式与周围的人告别了:席勒、赫尔德、克里斯蒂安娜11月是他到达魏玛的第50个年头。有时他想,生活和创作中要不能体现出创造性,他是活得够老的了。

  他早已退休,克涅别尔和采尔特的友谊使他在晚年感到温暖和力量,时间的流逝则使他感到生命的无情:1827年冯·施太因夫人去世;1828年有知遇这恩的卡尔·奥古斯特大公去世;1830年大公夫人路易莎去世;1831年年轻时的朋友克林格尔去世。儿子在意大利旅行中死亡的消息对他震动最大。他感到自己就像老年的浮士德,生命的有限和创造的无限正进行着一声悄然而紧张的角逐。在这个过程中,他以自己的智慧和洞察力为引导,正以博大的心胸准备把生命融入一个新的创造之海。

  仿佛浮士德即将感受的生命之美,歌德的文学一命也由于预见“世界文学”来临而消逝得分外美丽和辉煌。他在写作的同时也在大量阅读莎士比亚、马洛、卡尔德隆、德·维迦、拜伦、司各特、巴尔扎克、司汤达、雨果、维尼等古代和当代的名著;他在1826年就开始订阅《环球》杂志关注法国作家的情况,他阅读《法兰西评论》、《时代》、《爱丁堡评论》等杂志,就法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俄国的文学发展作出估价;他与拜伦、卡莱尔通信,与英国的萨克雷、波兰的密茨凯维奇、美国的爱迪生等会晤。

  在逝世前两个月,他还得到法国《两个世界的评论》——一种新型的杂志即将出版的通知,他感到,这些杂志的读者群逐渐扩大,它们将有效地“促成一种我们所希望的普遍的世界文学”。其实还不止在理论,在实践中,歌德的创作一开始就为莎士比亚之星所照耀,晚年还有波斯诗人哈菲兹问题在于创造与吸收的辩证法,正如1831年刚完成的《浮士德》第二部,就其吸取古希腊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遗产而言,它把最深刻而多样化地吸收各民族的精神遗产与其自身的文学动力——表现文艺复兴以来300年资产阶级精神生活发展的历史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

  1832年3月22日,歌德走完了圆满的生命之路,一代天骄、千古风流人物握着儿媳奥蒂莉的手,静静地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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