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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


  事业背景

  1945年夏天,卡拉斯从雅典回到纽约市,追求女主角的事业。尽管个人不安全感,但她无所畏惧。讲起自己离开家庭和朋友前往美国,“21岁,只身一人,分文不名,我在雅典上船,驶往纽约……我并不害怕”。她与深爱着的父亲团圆,但却发现他与一位她无法忍受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一个足以证明她时常大动肝火的事例是,当女主人埋怨她歌声时,她将唱片摔向女主人头顶。接下去的两年,卡拉斯在芝加哥、旧金山和纽约试音。纽约大都会剧院的爱德沃德·约翰逊让她在《蝴蝶夫人》和《费德丽亚》当主要角色。对蝴蝶夫人一角,卡拉斯直觉“声音”告诉她回绝,在回忆时她承认:“我那时太胖——210磅,而且这不是最适合我的角色。玛丽亚是从不隐瞒自己真实观点的人,对她的决定解释道:“用英语唱歌剧太愚蠢了,没人看重”(《生活》1955年10月31日)。

  在纽约时,卡拉斯签约,1947年8月到意大利维罗纳首演(L Gioconda)。在维罗纳演出时,她受到麦斯特洛·图里奥·塞勒芬的赏识,后者成为她以后两年的老师,他为她订好在威尼斯、佛罗伦萨和都灵的演出,在其间当贝利尼的《IPuritani》的主角生病,命运之神为卡拉斯提供了成名的机会,她以替补演员身份终于如愿以偿出任主角,她在歌剧表演中赋予角色诸多光彩,卡拉斯有惊人的记忆力,在5天演出中便震惊了音乐界。

  卡拉斯事业从此一帆风顺。意大利歌剧协会接受了她,她决定在意大利安家,这是一个她最终需要和渴望的地方。这时候卡拉斯得到了一位歌剧迷意大利工业家的仰慕——意大利百万富翁吉芬内尼·贝蒂斯塔·麦内吉尼,他是单身,比她年长27岁。向来冲动的卡拉斯,在他俩认识不到1年与贝蒂斯塔结婚——1949年4月21日——他成为她以后10年内的经理、老师和伴侣。

  卡拉斯已有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合同,婚后第二天她告别新婚丈夫,去履行3个月的演出合同。1950年她又在墨西哥城出演《诺玛》。卡拉斯是个敏感的人,在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孤立无助,没有任何关系和熟人,她的孤独和不安在此时达到了极点,她拼命吃喝来求得心理满足。50年代初,卡拉斯极其笨重,她的体重成为她舞台生涯的致命伤。她的臆想症没有止境,她信中充塞了孤独和惧怕的词语。她不断生病,每天写信告诉丈夫:“我得承认,从一踏上这倒霉的墨西哥,我一直病得很严重,我一天也不得安生”,“我打乱了生活规律——早晨8:30,我刚刚入睡,我想在墨西哥我会发疯的”。

  卡拉斯几乎每到一个城市都烦躁不安,极度抑郁,不断生病。她总是自己最严厉的批评家,追求完美,使她与每位指挥及大多数共同演出的演员发生争执。1950年卡拉斯在拉斯加拉首演《爱达》,她最终被承认是个不可否认的天才。在成功道路上,卡拉斯以不顾传统规矩恶名远扬,她潜意识地认为自己最好,应该在顶层,这惹恼了多年争取机会的女演员,她们眼看着年轻新秀受偏爱,抢去了自己成名的机会。卡拉斯说:“要么你们具备嗓音条件,要么不具备;如果你们具备了,你们马上唱主角瞧瞧。”由于在这一伟大机构的轰动演出,1951年她成为拉斯加拉正式一员。这使《生活》杂志立即给予她一个歌剧明星所应有的最高评价:“在从博物馆箱底翻出的久被遗忘的音乐作品中,她的伟大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一作品重新面世,完全是因为出现了一位能演唱它的女高音。”《纽约时报》的哈沃德·托普曼赞誉她:“让‘名牌主角’恢复了古典色彩”。

  1952年卡拉斯达到了声乐天才的顶峰。她在伦敦皇家剧院考文特花园演唱《诺玛》。这时新闻界开始嘲笑她体态臃肿,一位批评者写道她的大腿像大象般粗壮。她恼怒不已,立即开始疯狂节食,在18个月内本重减少了100磅。她丈夫透露,她减肥时用了绦虫,这奏效了。鲁道夫·宾与她签约演出《拉特拉维亚特》,1952/1953年度在大都会剧院上演。她因为丈夫没有签证而取消了签约,这惹恼了宾,从此成了长达10年的冤家,卡拉斯本来根本不必与他为敌的。这次交锋拖延了她在美国的首次亮相,直到1954年11月1日在芝加哥出演《诺玛》。卡拉斯轰动一时,宾也向这位变幻无常的歌星投降讲和,让她在梅特演出。

  卡拉斯首次出演《梅蒂》是1953年在拉斯加拉,她生动的表演,使这部名气不大的歌剧取得巨大成功。理奥纳德·伯恩斯坦是当时的指挥,极其赏识她的才华,他评论她的表演:“全场心醉神迷,卡拉斯,她情绪饱满高昂”。伯恩斯坦成为她终生朋友和支持者。随后宾为玛丽亚签约,1956—1957年在纽约首演《诺玛》。卡拉斯是极富才气的,但并不限于她的嗓音和表演风格,伯恩斯坦说:“她不是一个伟大的演员,但有动人的个性”。卡拉斯巨大的才气和热情洋溢的舞台表演使她与众不同,让她改变了歌剧界。她的音带录制经理杰姆·辛顿承认了她的舞台生命活力:“那些只听她音带的人……无法想象她个性中全部的戏剧性生命活力,作为歌唱家,她极富个性,音质是如此不同寻常,难怪那么多人承受不了”(《最新传记》,1956)。

  卡拉斯常说:“我着魔于完美”,“我不喜欢中庸之道”——要么一切要么没有是她的哲学。卡拉斯一直是个工作狂,她能说:“我工作,所以成为我”。她与抑郁的较量,往往由于神经紧张和身不由己的工作狂而精疲力竭,她不断为疾病和疲倦找医生看,考珀医生告诉她:“你很健康,你没有任何紊乱的地方,所以根本不用治疗。如果你真有病,那是思想有病”。

  卡拉斯与身体不适的持续较量使她取消了许多表演,崇拜她但爱找茬的观众常常责难她取消表演。50年代中期,在拉斯加拉演出时,为了掩盖制作公司时间安排的错误,卡拉斯详称有病,英国报界因而贬斥她:“另一位卡拉斯退席了”。接着她又卷人拉斯加拉丑闻,因为她在首场演出后便称有病,而却与意大利总统一起露面,这导致了来自意大利歌剧界的一系列法律纠纷案。卡拉斯在几年后被证明为清白,但她的声誉却受到了损害。

  卡拉斯不断受到骚扰和陷入法律纠纷,她实际上是个敏感的孩子气的女人,在面对职业纠纷时她便是如此。正是在陷入这些事业危机之中时,她首次决定将个人生活置于艺术生涯之前。由于生病,她取消了1958年9月17日在旧金山歌剧院的演出,剧场经理科特·阿德勒大动肝火,向美国音乐艺术家协会递上一份指责书,后者则起诉卡拉斯到法院听庭。这些持续不断的纠纷则增加了她这位强横的艺术家的名声,她像诺玛一样,不断与自己神圣的誓言及渴望爱情与崇拜的激情争斗。卡拉斯说:

  那些晚上我们坐卧不宁,我可以不理它,但我的潜意识做不到……我
  承认,总有一天我的一部分会被这种高昂的情绪氛围撕裂,但我不希望有
  这时候,你开始感到被谴责……你的名气越响,你的责任也越大,你会感
  到自我防护能力越差(罗尔,1986)。

  1958年在罗马演出《诺玛》后,玛丽亚被介绍认识了船业巨头阿里斯蒂德·奥纳西斯,介绍人是美国著名的报纸专栏专家,舞会主办人艾尔莎·马克斯威尔。卡拉斯和丈夫应邀到了阿里斯蒂德著名的游船克里斯蒂娜号,从那一刻起,她的事业让位于她强烈的爱情渴望。这位经不起诱惑的女人很快迷恋于追逐名利和女色的奥纳西斯,像梅蒂一样,卡拉斯毫不迟疑地牺牲一切满足自己罗曼蒂克的需求。在她跟了阿里斯蒂德后,1960年只在两个城市演出了7场歌剧,1961年仅5次。1965年,在被奥纳西斯弃之一边住在巴黎时,她最后一场表演的歌剧是《诺玛》。在阿里斯蒂德与杰奎琳·肯尼迪结婚后,卡拉斯在1970年同意为皮尔·帕索里尼出演电影《诺玛》。此片艺术成就巨大,但票房收入微薄。她最后表演的角色反映了自己内在受痛苦煎熬折磨的形象。帕索里尼选择她出演这一角色是有预见性的,她的痛苦制造者奥纳西斯已生命垂危,“这是这么个女人,从某一方面看是最现代的妇女,但在其灵魂深处又是个古典女性——奇特、神秘、神奇,内心争斗激烈”(帕索里尼,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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