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13位女性(40)_兰德勒姆

四〇

　　§第六章　危机、狂热和创造力

　　生活源自于墙（混乱）状态——不要鄙视混乱”。
　　任何艺术大师和科学家的创造活动都包含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阿雅·普利高津博士《耗散结构理论》

　　我们变化不定的自己都是历史秩序混乱的产物，是急剧动荡的混乱
　　品，无论后者是由战争和灾难造成的，或者是由不断变化的技术带来的，
　　还是由政治和文化观念剧烈转变造成的。

　　——罗伯特·杰·利夫顿博士

　　危机是创造之母吗？

　　如果危机并非创造之母，也是其教母。创伤和危机能为那些从此类经历的幸存者中孕育出伟大的创造力，所有卓越成就者都有着魔般的推动力，而这无疑是成功的重要标准。这种着魔般的推动力源自何处？是遗传的吗？研究结果不是。阿德勒说我们所有人都追求完美和优秀，但观察显示伟大者被疯狂般的需求所驱使，而其他人则更满足于过正常人生活。一周过度性地工作100个小时，不是普通的力量驱动，而是这些人难以抗拒的冲动力使然。看来这种中邪的魔力来源于孩子时期或年轻时候，注入了得到平衡补偿或向世人显示其特殊的念头。尽管独特行为来源于独特经历，然而许多因素与这种孩子时代的着魔能量的输入有关。危机和创伤是一种独特的经历。

　　有时着魔般能量和驱动力来自狂乱的抑制个性。在恩斯特·克莱奇马1931年出版的《天才男人心理学》中，他把疯狂作为大多数天才的品格特征的成因，他说：“在疯狂和创造生产力过程之间有相似之处”。安东尼·斯托研究了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创造力，说：“世界上许多伟大的创造者都具有着魔症状或性格特征……也许着魔气质最惊人的特征是同时控制自身和环境的冲动性需要”（1993）。我们所讨论的十三位妇女符合这种描述，她们着魔般地取得卓越成就，这看来是她们早年生活中创伤性事件或危机的结果，这些事件注入了强烈的需求，要向自己和社会证明些什么。

　　其他研究者发现了类似事实。赫尔希曼和利伯在《天才之钥匙》（豆988）中指出：“轻躁狂被冲动驱使，坚持使自己的需要和渴望立即得到满足，并有一种‘钢铁般意志’。……许多高级经理和政界成功者是轻躁狂，他们的动力、想象、领袖魅力和其他轻躁狂特征为人熟识，他们的问题却隐而未露”。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声称：“没有作曲生活，我会毫无意义”。这句引语也适用于我们这十三位女性。凯瑟琳大帝是个完全能生活得悠闲自在的皇后，她的传记作者特洛亚特（1980）描述她疯狂地工作：“她每天早晨5点起床，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她很少有时间吃饭。晚上9点，和几个亲密朋友在餐桌前草草吃一顿后，她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床上。她起草条文之神速让人惊奇，也使誉抄者烦忧”。

　　琳达·里尔纳德，一位荣格学派心理学家描述到危机和创伤是如何导致着魔般工作和创造性成就的，她在《与疯女人相会》（1993）一书中说：“出自内在混乱和感情动荡能出现创造性激发性的幻想，给个人和文化带来崭新的生活天地”。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雅·普利高津说得更明确：“心理折磨、焦灼不安和消沉颓丧能导致新的情感的、理智的和精神的力量。”这十三位妇女的研究结果可证实，她们的卓越成就可能与儿童时期给她们留下创伤的事件有关。

　　典型例子是凯瑟琳大帝，她遭遇了众多危机——个人的及政治性的，身体的及心理上的——挺过一切后成为俄罗斯、欧洲和世界历史上最功勋卓著的统治者，她遭遇手足之死，7岁时因脊椎骨弯曲而卧床不起。玛格丽特·米德也目睹妹妹去世，对她是个极大的创伤。寄达·梅也经历5个兄妹去世的事件。有三个人（卡拉斯、劳达和斯坦内姆）遭遇母亲进精神病院，其中一个人的母亲自杀。每个人都克服了特定的创伤，许多人早年还面临死亡的威胁，这些事件常常使她们烦忧和不快，不快是创伤中的重要因子。精神病专家安东尼·斯托曾多年调查创造者个性，认为一种“非凡的不满”激励着他们朝向创造性成就，这种不满可能产生自我适应，因为挫折有助于内部想象世界的形成；……转而引发标志着成就和满足的创造性发现（1988）。

　　不快／孤独的童年和创造力

　　大多数创造和革新者都有不快活的童年，看来已契入其个性，驱动他们对社会的巨大贡献。牛顿、狄更斯、贝多芬和凡高都是童年历经坎坷不幸的典型。德国作家高塞说：“我总被看作一个受幸运之神特别偏爱的人……但是……我确信无疑，在自己75年光阴的生涯中，我没有几天脑于得到真正的休息”。

　　这十三位女性早年生活创伤和危机看来对她们爬上顶峰也大有影响。她们经历了“最糟情况”剧情，而自此以后，能极其轻松自如地处置世俗的生活规则。一个人遭受破产打击后，再也不会为钱担忧；从雪坡滑下而没摔断大腿，就能更轻松自如地滑雪而绝无任何恐惧。对未知的害怕比未知本身更可怕；因而对那些有幸经历创伤和危机者而言，童年的打击有助于培养应付技巧和自我满足，他们知道如何毫不惊慌地处置面临的障碍，而这是每个创业／革新者的必修课；这种技巧能赋予这些人能曲能伸的弹性品质，而这种弹性正是那些过着平静顺利生活的人身上所缺乏的。危机幸存者学会了如何有效处置竞争性世界。

　　格洛丽亚·斯坦内姆早年与危机的较量（一位感情严重错乱的母亲）给予她面对女权主义运动挫折时的力量和决心，她反叛性地对听众说——“在接下去的24小时内，为简单的公正去做件出格的事情”（《出格行动和每天的叛逆》1983）——这便是她过去经历练就的弹性精神气质的证明。很显然，斯坦内姆觉得自己不用摧毁它，也能给现行制度以重大打击。大多数人从早年就学会不与现行制度斗争，因为这会被它埋葬；而对那些几乎被葬身其下的人来说，这种灭顶之灾就不那么可怕了。大多数孩子早就学会：卸下威吓者武装的唯一办法是威吓，威吓者并不想战斗，他们只想吓唬人们。只有那些从危机和创伤中幸存的人，才能彻底体验那种滋味，从而不再对此惧怕。他们是最糟糕剧情安排的幸存者，能对不太友善的环境处之泰然。看来危机是创造之母，因为它决定人们以积极姿态有效处置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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