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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就在甘地尚未离开加尔各答去诺阿卡利时,又从比哈尔传来了可怕的狂暴的宗教残杀。其野蛮程度不亚于加尔各答和诺阿卡利。甘地大为震惊。比哈尔,是甘地深爱的地方。当时那里的人民是那样披肝沥胆地支持他、拥戴他,而现在竟然也把非暴力原则置于脑后了。甘地痛苦不安。在甘地看来,屠杀和反屠杀,都是暴力,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难以分清谁对谁错,凡是暴力,就没有对错可言。他号召印度教徒都应该赎罪,先从自己做起,于是他决定“饮食控制在最低限度”,而“如果有罪的比哈尔人不悔过自新”,这种半绝食的行为将成为“一种绝食至死的举动”。

  甘地在极度痛苦状态下,来到了斯里拉姆普尔村。这是1947年1月1日。元旦。这个村曾有二百多户印度教徒,现在只剩下3户人家。当晚,他在村里召开集会,他的心灵之光给他带来了教诲。他大声疾呼:“让那些政治家们在德里唇枪舌剑地争论吧!让他们无休止地讨论印度前途吧!过去的事实多次证明,解决印度问题的真正答案,必须到农村去找。”

  七个星期之内,他光着脚板,苦行游说,行程达185公里,走访47个村庄。作为一名印度教徒,他总是在余怒未消的穆斯林中间走村串镇,深入家庭,用好言劝慰穆斯林,使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一再告诫他们惟一值得人类进行复仇行动就是以善报恶。这的确有着生命危险。但是他早已将生命置之度外了,他要用自己的影响去安抚人心、稳定人心,帮助他们捐弃前嫌,“重新点燃友爱之火”,“驱赶宗教偏见的恶魔”。

  甘地与他的四名信徒,每天全靠村民的施舍度日。

  甘地旅行用的小包袱内只装有铅笔、纸张、针钱、陶瓷碗、木匙和甘地随身携带的一尊象牙小雕像。这尊雕像表现的三个顽皮的小猴子,一只双手捂嘴,象征德行的三大秘诀:“勿听邪恶,勿视邪恶,勿传邪恶”。摩奴在她的棉布口袋里,为甘地装着他经常要诵读的四本书,它们是:《薄伽梵歌》、《古兰经》、《耶稣行实与训诫》和犹太教《箴言》。他每天仍然坚持凌晨二点起床,诵读《薄伽梵歌》,然后再进行晨祈。而在同时,他便要喝一大碗掺盐凉水,以洗肠胃,数年如一日。现在尽管苦行漫游,非常贫苦,他也从不间断。到晚上,他必定要与其他教徒们一同参加晚祈祷。他常常从容不迫,先读几段《薄伽梵歌》,然后再朗诵几段《古兰经》。

  每到一村,他都要请求住到穆斯林的茅舍之中。如果没有人肯接待,他便率领他的信徒们在村外树下,晚上伴着神秘的星空入睡。

  太阳升起的时刻,甘地一行便要离开斯里拉姆普尔。在这里待了六个星期,村民们深为他的行为所感动,纷纷到村头相送,目送他手持竹杖,弯腰驼背,步伐蹒跚地去寻找幻灭的梦想。

  崎岖的小径上,甘地仍在不厌其烦地朗诵泰戈尔的诗,为大家提神,为自己增添安慰:

  “如果他们不响应你的召唤,你走下去吧,独自一人走下去吧。”

  他继续行走,从不知累,也不知疲倦,他的精力使年轻人都难以相比。

  在他的身上像有一种奇特的力量支撑着,任何人都不能使他停止啪啪作响的脚步。

  诺阿卡利到了。这个县里的情况是甘地前所未闻。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共同居住。同在一个村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几乎长年势不两立,不来往,不通婚,村路往往劈成两块,以中间的中心线为界,不可逾越。两个教派各有自己的水井,互相之间从不互汲井水,宁肯渴死。村子里如果办学校,也是各办各的,孩子们都严格按照教规所定只上自己的学校。哪怕就是用野草和牛屎制作祖传药丸,治疗的是同一种疾病,他们的制作方法和用药剂量也完全不同,互相之间更不通医。这种约定俗成的隔断,不知形成于何时。

  在途经的一个村子中,看见所有的房屋被烧毁,大多数男性村民被杀害。

  一只牧羊犬突然窜到甘地的脚下呜咽着,仿佛要带甘地一行前去观看什么。

  甘地随着这条犬走到村角,只见那里三具尸体,腐烂发臭,这大概是狗的主人,一家三口全部遭难。一群妇女围上来,纷纷向甘地诉说他们的丈夫、儿子被惨杀,自己的女儿被凌辱,悲痛欲绝。甘地心如刀绞,只得一边安慰,一边劝说以善报恶。

  这时,他想起了1月2日他在斯里拉姆普尔写的日记:“自凌晨2点,一直未眠。只有上帝的恩典在支撑着我。我可以看出自己在某些方面存在的严重不足,它是这一切的根源。四周一片漆黑。上帝何时将我从这种黑暗中解救出来,指引我走向灵光呢?”

  甘地的传记作家曾将这次行走看成是“独自朝圣”、“赤脚朝圣”。朝圣一般来说应该是赶往圣地,而甘地却是行走在那些灾祸之地。但是甘地自己觉得这次行动具有朝圣的意义,他觉得他的胸怀带着朝圣的虔诚。在途中,他曾收过一位妇女诗人的信,信中也称他“敬爱的朝圣者”,并祝他“上帝与你同在”。

  这里只有羊肠小道,到处是河道沟壑,用竹竿搭成的桥梁非常之滑,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河底、深渊。这种困难其实也不算什么。甘地在走村串户期间,还经常遭到一些人为的麻烦。穆斯林似乎都不愿意他到处召开集会,不是予以阻止,就是在他经过的路道上撒满粪便。遇到这种情况,甘地总是耐心地用树枝扫除,村民们则无动于衷,袖手旁观。他的每一个行动,几乎都在敌对、仇恨、恐吓的目光注视下。

  这的确对78岁的甘地是一个新的考验。盼望已久的政治自由即将来临,国家的政权唾手可得,而他却远离这一切,深入到危险境地苦心游说。他总是告诉印度教徒们,要按照上帝的要求,与穆斯林以兄弟相称,如有必要,就算去死,也不要杀人。死亡比耻辱要好得多。

  经过长途跋涉,甘地一行来到贾格特普尔村。甘地在这里举行了妇女会议,作了演讲,然后他要助手鲍斯记录遭受污辱的妇女的陈述。但是大家都羞于开口,只有一名年轻的姑娘讲述了她家的遭遇。她的父亲和两个兄弟被杀后扔进火里当场烧掉,歹徒闯进她家,对她进行施暴,房子被烧,她与母亲已是无家可归。听了甘地的演讲,她似乎建构了新的思想准备,她说:“我和母亲现在走投无路。如果他们再来的话,我知道我会以死来保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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