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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3月下旬他一到德里就公布了他从英国带来的丘吉尔战时政府认为“合理而切实可行的”立法草案,即“克里普斯草案”。这个草案的内容大致是:

  1.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将立即采取措施建立印度联邦,并将给予它自治领地位。

  2.大战结束后,成立省和土邦代表会议来制定新宪法。

  3.不愿加入联邦的省和土邦,仍可继续保持与英国现存的关系,或者成立单独的自治领。

  4.大战中,各党派支持政府作战,所有国际责任由英国政府负责。

  克里普斯到达德里的第三天,约见国大党领袖阿萨德。阿萨德认为这个问题太重大了,自己不便表态,要在党内进行讨论。

  克里普斯的确很聪明,他觉得虽然甘地已不再处在国大党领袖位置之上,但是他的态度和意见至关重要,具有比任何人都重要的影响力。因此,他请求与甘地面谈。

  一见面,甘地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这份草案是“破产银行的一张过时支票,假如你的草案就是这么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那么你还不如今天就搭下一班飞机回去”。

  仅有的一次见面不欢而散。圣雄对克里普斯的出使非常失望。

  接着国大党在党内充分讨论了克里普斯草案,同样感到大失所望,并通知克里普斯,这份草案没有人会接受。

  这是一次注定要失败的使命。因为英国缺乏诚意,又不肯作出重大的让步。克里普斯同样也被英国政府糊弄了。

  1942年4月13日。星期一。

  这天正是甘地的静默日。在静默之中,上帝给他的“心灵之光”突然使他产生了灵感,启发了这位圣雄考虑多日的问题。这个启示的成果归纳成一句话,就是“退出印度”。

  这句话后来成为一场新的反英运动的口号,同时也给甘地带来一场灾难。

  这一天,他顾不得许多禁忌了。他操起笔,给尼赫鲁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认为,退出印度,这是我对英国的最终看法,这个看法将不会改变;要取得战争胜利,惟一途径只有非暴力,这个看法我也不会改变。”接着他又会见了英国记者路易·费舍尔,将这封信的内容重复一遍以后接着说,英国人必须立即放弃印度的统治。“他们必须把印度交给上帝,或者使它处于无政府状态”。

  甘地暗中盘算,如果英国人撤离印度,那么日本人就没有任何理由再进攻该国了。

  这时的甘地似乎与英国记者谈得有些兴奋了,他脱口朗诵了泰戈尔的一首诗:

  别让我为免遭危难而祈祷,而让我无所畏惧地面对危难。

  别让我止息痛苦而恳求,而让我能有一颗征服痛苦的心。

  别让我在生命的战场寻找盟友,而让我竭尽全力地奋斗。

  别让我在焦虑恐惧中渴望拯救,而我让希求耐心来赢得自由。

  答应我吧,别让我成为懦夫,只在成功之时感知到你的恩典;而让我在失败之时发觉你双手的握力。

  甘地虽然被免除了领导国大党的职务,但是他实际上作为笼罩一切的精神领袖的地位,是永远不能有形地改变的。国大党仍然少不了他。正如尼赫鲁早在十年前说的:“甘地是印度最典型的代表,他表现了这个受难古老国家的真正精神,他本人几乎就是印度,他自身的缺点也正是印度的缺点。对他的轻视不能看作是对他个人的事情,而是对这个国家的侮辱。”当甘地提出“退出印度”这一重大主张后,国大党领导再次登门拜访这位已过古稀之年的圣雄。请求他为准备即将召开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议起草一份英国“退出印度”的决议。甘地欣然接受。这位倔强的老人,只要不违背他所定的原则,什么事都好商量。他多次与国大党领袖发生分歧,但他却从不因为这些分歧而排除新的统一,对国大党,他总是有求必应。而国大党的领袖们,也从来没有因为甘地的古怪与固执降低他的威望和对他的崇敬。

  关于这一点,连当时仅只24岁的英迪拉都十分清楚。记得1941年3月,她在欧洲生活六年之后回国,刚在孟买登岸,她就收到甘地的电报,要她去看他,这时恰恰又接到了父亲来信说十分想念,尽快见面。但是英迪拉却仍然赶到偏僻的西迦昂拜见半裸的圣雄。

  她在后来的自述中这样写道:“他还是我熟悉的老样子,没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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