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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当然,甘地虽然说已经远离了政治中心,离开了国大党退休,但是他在乡村随时都准备接受国大党人的咨询,工作委员会的重要委员们,在所有重要政治问题上,几乎都要跑到他这里伴随鸡和狗的叫声向甘地请教。显然,他退出了国大党,也难以等同于他退出政治活动,在政治上他仍然对国大党产生影响;他还要经常向那些写信来求教的青年复信开导他们;总是要不厌其烦地向那些连绵不断前来向他求教的人晓之以理。甘地从来都是来者不拒,从来都是胸襟坦荡,不掩掩饰饰、吞吞吐吐。久而久之,这个乡村,又变成了政治朝圣的中心。

  不仅如此,甘地还经常对国大党的领导机构提出自己的建议。有一次,一名自称社会主义者的青年写信给甘地,甘地在复信中告诉对方,要他去请教尼赫鲁,说尼赫鲁完全可以做他们的领袖,尽管这时他还在蹲监。他继续写道:“我敢肯定,如果他在我们中间,他就会稳步地急速地前进。我建议你们向国家提出符合印度国情的切乎实际的社会主义,而不要提出如你们纲领所称呼的好高骛远的假设。我感到高兴的是,你们送给我的纲领不过是一份草案,虽然它是由一个有力的专门委员会拟定的。如果你们在最后确定政纲的时候,能够邀请具有社会主义常识,同时对实际情况又有丰富经验的人参加意见,那便是很明智的。”甘地时刻惦记着尼赫鲁,只要一有机会就向他人推荐他,他总希望这位年轻人能当家。

  同时,他还经常应国大党的邀请,出席国大党的一些重要会议并发表一些演讲。1935年12月28日,他参加了国大党50周年纪念大会,根据大会主席的安排,他讲了话。从这次讲话中,人们可能看出他退休一年后的思想和他关心、思考的问题。他说,凡是能够担负起伟大事业重担的人,往往也都是从小的工作做起,而且做得很好。他希望大家不要光只顾喊些空头政治口号,只把大目标挂在嘴上,而不愿从实际工作做起,这样做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如果事事只想到政治目标,便会产生不必要的困惑”。

  这一两年,局势仍然动荡不已,广大人民群众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和殖民剥削看得越来越清楚。“印度人民失掉了它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新世界”

  (马克思语)。经过这些年的斗争,风风雨雨锻炼了民众,大家早已丢掉了麻木的状态,对政治越来越关心,投入反帝斗争的积极性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自觉程度。尽管现在斗争处于低潮,但对广大民众来说,他们时刻在等待着,只要圣雄一声呐喊,他们又会跟随而上,决不后退,为印度的民族和民族的自由而效犬马之劳。可是正是在这个时候甘地却过起隐居生活,不再站在政治斗争的顶尖领导大家,这不能不使许多人猜疑,有些人认为他逃避斗争逃避现实,是一个退缩了的躯壳。

  现在甘地慢慢又露面了,而且他的话中明明深藏着一种人们似乎又听得懂又只能心会的东西。从表面上看,甘地从活跃的政治舞台上引退下来,而实际上,这样做确实包含着重大策略意义。这种间歇的退却,使他能够得到更多的自由和活动机会,去积聚自己的力量,以便需要时,能立即拉出自己的队伍进行不屈的斗争。这一点,慢慢地已被很多人看出。

  1936年4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勒克瑙举行。会议同样邀请了甘地出席,甘地也毫不谦让地来到了会议上。虽然甘地不参加会议的讨论,但他提出国大党主席应由尼赫鲁担任的推荐方案获得通过。尼赫鲁在会后组成新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时,大量吸收了左派,人数近三分之一,但右派仍在国大党机关占绝对优势。这次会上,批准否定1935年的印度政府组织法。

  去年由印度颁布的这个组织法,丝毫没有改变印度对英国的依附地位。

  它规定,在英属印度11个省建立拥有一定保证的责任政府和实施自治。总督拥有为保护少数派,维护法律和秩序采取行动的权利。印度各土邦和各省加入联邦政府和立法机构,管理中央事务。但是所有权利或称一切权利包括司法权只能由英王陛下实现。这样的方案,必然遭到印度各界的强烈不满和反对。英国政府考虑到印度政府组织法中关于联邦机构部分内部引起的反对声高于其它,就决定先将此作冷处理,选举先从省自治中部分开始实施,选举时间定于1937年初。这时的总督已经换成林利兹戈勋爵。他为了保证英政府的意图的贯彻,极力分裂印度的反帝阵地,对左派实行打击迫害政策,并且号召国大党予以合作。同时主张与政府合作的组织、团体及党派,里外呼应。

  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则想通过这次竞选,大力宣传国大党的纲领,以壮大自己队伍,组成强有力的反帝运动。国大党提出了明确的竞选纲领,包括争取完全独立,废除1935年印度政府组织法,改革现存的土地制度,改善工农状况,实行男女平等,废除贱民制度,释放政治犯等。

  这里是轰轰烈烈的竞选宣传。而甘地这时却搬迁到西迦昂的一个偏僻的小村,住在一座破烂的茅棚里,准备长期在这里过悠闲自得的乡村田园生活。

  这里环境恶劣,卫生极差,消息闭塞,交通不便,百姓穷苦不堪。甘地的本意是在这个几乎被人遗忘的部落住上几年,更便于了解真实的民情,与穷苦农民交上更深的友情。

  但是这种世外桃源生活似乎永远不属于甘地。他刚来这里不久,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子里突然又热闹起来。甘地的到来使百姓们混浊的目光里闪出了光亮,疲倦的精神渗出亢奋。而且,国大党成员一群一群、一路一路在这里进出,社会各界的名流也都一时放下了架子赶到这个地方。他们都来朝见那位弱不禁风而又使所有人崇拜的圣雄,或者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或者希望得到他的指教,或者希望他就某个重大问题提出更胜一筹的指导性思想。这里终究是塘小鱼大,茅棚容不下一位圣人。仅住五个月,甘地身体不适,不得不转移疗养。直到1937年6月才得以重返此地。

  俗话说,十个指头不一般齐。甘地的四个儿子,有甘地满意的,也有甘地不满意的,有有政治头脑的,也有不关心政治的,有好的,也有坏的。长子就是一个坏的典型。这小子叫哈瑞拉·甘地。他酗酒成性,好逸恶劳,什么偷鸡摸狗、招摇撞骗的事,都能成瘾。甘地在他身上花的心血也最多,在南非真理学院,他总是把几个孩子带在身边,让他们一同与自己从家里走到律师事务所,一路走一路给他们讲《薄伽梵歌》,讲《摩奴法典》,讲《弥勒奥义书》,教导他们怎么做人的道理,有段时间甚至把《薄伽梵歌》摘录成一段一段抄在纸上贴在墙上,随时可背可读,但是在几个孩子中,只有长子老是没有兴趣,老是心不在焉。记得《摩奴法典》中有这么一段话:“有坏心思的人,在世成为众矢之的;经常不幸,为疾病所苦,短命。有好习惯、信仰之心纯洁,不诋毁任何人的人,虽无吉祥征兆,也应寿至百岁。”其他孩子只读两遍就记住了,而哈瑞拉始终背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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