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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一路所见所闻,甘地对他推行的土布运动非常满意。在孟加拉,他看到了国大党在这里首先实现了以缴纱代替交党费,土纺土织在甘地所到之处也蔚然成风。

  甘地的高明之处是,善于给人找事做。不管是工人、农民还是职业者,甘地总是能让他忙碌。而且就在让你忙碌的时候,他就使你兴高采烈地想到自己正在为祖国服务。他精心指导在全国深入开展的土布运动,就是要唤醒民众都自觉参加劳动,并让你在做这些事情时,感到就是为争取自治斗争在作必要的准备。广大民众就是在他这种高明的宣传中不知不觉地觉悟起来,义无反顾地按照甘地的设计参与运动。

  为了更有效地促进土布运动的发展,甘地组织成立了印度土布协会。1927年间甘地在与一位外国来访朋友交谈时,对土布运动的纲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我不把资本看作劳动的敌人。我认为两者之间协调关系是完全可能的。我在南非、阿赫梅达巴建立的劳工组织,丝毫没有敌视资本的精神,在认为是必要的程度内,每一次抵抗是完全成功的。我的理想是平均分配,但是就我们所看到的情形说,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我为公平的分配工作。我是用通过土布运动来达到这一点。既然做到这一点,就一定能根本清除英国人的剥削,所以我预计它能澄清同英国人的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布运动可以导向自治。”

  很显然,他把土布运动的纲领看成是一个组织劳资协调关系和“澄清英印关系”的行为。

  这次旅行,他的夫人与他一直结伴而行。有一次到了科隆坡,在演讲会上,有人问他与他一起旅行、浑身土布素装的是不是他母亲。甘地没有为此生气,而是幽默地说,“我与她已经40年不做夫妻了,我的母亲已去世多年,我的一切事情都是‘这位母亲’代劳。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我享荣誉,她服劳役”。甘地的讲话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关于这段时期旅行宣传,印度作家有过这么一段描述:

  “甘地政治生涯中这段似乎悠闲而毫无成果的阶段,其实是他一生中最富有成效和创造性的时期。正是这段时期内,他撰写了《我体验真理的经历》自传,用古遮拉特语经过三年在《印度青年》上连载。不久便印成英语出版。

  自从土布运动的推行,尤其是1924年6月阿赫梅达巴国大党年会上,就甘地关于党员以缴纳纺纱代替交纳党费的议案与国大党两位元老老尼赫鲁和达斯产生分歧,导致老尼赫鲁与达斯愤然离会的尴尬局面后,甘地与这两位国大党元老的关系又如何呢?

  他们之间以前也曾出现过争执,但是老尼赫鲁、达斯与甘地很快又相处甚好。这次也不例外。

  就在1924年9月甘地为呼吁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禁止仇杀而决定绝食21天的第8天,老尼赫鲁便召开了一个由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的会议,一再强调各教派之间的团结。大会并向甘地保证,所有与会人员将为这种团结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些原则。之后,老尼赫鲁还专程赶到真理学院看望甘地,并劝他打破绝食,使大家得到甘地的合作,为制止当前正在蔓延的宗教仇杀而共同奋斗。

  同年12月,国大党第39届党代会由甘地主持召开。老尼赫鲁与达斯都同意修改党章,将党员每月所缴四个先令党费改为2000码纺纱。这次会议气氛异常和睦,两位元老也一改过去的强硬态度。

  1925年5月,甘地旅行路经加尔各答,达斯便热情邀请甘地到他居住的大吉岭休息五天,甘地欣然接受。甘地在达斯家小住几天,得到达斯一家的盛情款待。可是,就在甘地离开不久,便接到达斯不幸突然去世的消息,甘地悲痛不已,再次返回加尔各答参加达斯的葬礼,并发表题为《德命班多万岁》的祭文,高度评价了国大党这位斗士的功绩和他们之间的感情。

  同年7月16日,甘地在国大党自治派会议上,提议国大党由老尼赫鲁出面领导。年底,国大党年会选举奈都夫人为下一年度国大党主席,甘地表示支持,这是国大党第一次由妇女荣任主席。时隔2年,即1927年12月,国大党年会在马德拉斯举行,刚刚从欧洲回国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向大会提交了一系列议案,包括争取印度独立、印度加入国联反对帝国主义阵线等。

  甘地出席会议,从内心来说,他认为这些议案偏激,不切实际,但是从大局出发,甘地沉默不语,不作反对。结果尼赫鲁的议案被通过。会后,甘地即返真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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