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28)_虚阁网

二八

　　与此同时，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听到“阿姆利则”惨案后，于5月30日致信总督，提出严正抗议，并将政府颁发的勋章退回。6月8日，国大党对政府加以谴责，提出要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制造惨案的暴行。

　　10月17日甘地的申请终于被批准，他便很快赶到旁遮普省对惨案进行彻底调查。甘地广泛地接触当地民众，了解他们的疾痛，掌握戒严期间无数怵目惊心的事实。在这期间，甘地应穆斯林领袖罕与萧克·阿里邀请前往德里主持11月24日召开的哈里发印度教徒与穆斯林联席会议。在会上甘地第一次提出了“不合作”这个新的概念。

　　德里会议，主要是讨论基拉法问题。基拉法是土耳其伊斯兰教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君主神权与主权不稳，这在印度穆斯林中引起强烈反应，于是他们发起“基拉法运动”，要求战胜国之一的英国，保护基拉法的权利。甘地支持这一运动。基拉法运动的开展，实际上给甘地的不合作运动的纲领带来了新的力量。当时很多同事不理解甘地。甘地1920年3月10日发表谈话说：“如果能够使人人都相信战争始终是一种坏事，我们就可能尽快地获得一切权利。一个能够断然放弃暴力的个人或民族所产生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但是甘地也不强行要求他们接受他的非暴力主张，他又说：“穆斯林教徒承担着特殊的古兰经义务，印度教徒可以分担也可以不分担这些义务。因此，为了防止不合作和非暴力方法万一遭到失败起见，穆斯林须保留采用古兰经所允许的一切方法的权利来伸张正义。”

　　1919年12月，国大党有意将年会安排在阿姆利则召开。甘地出席这次会议，提拉克是最后一次出席这次会议。他虽然对甘地组织这次非暴力抵抗运动有意见，当甘地在会上提出旁遮普暴行谴责议案，倡导以德报怨、谴责“暴民”时，他也没有做声。但是，当甘地就改革法案决议发言时，他却坐不住了。

　　改革法案，即英国政府前不久通过的孟达古—蔡姆斯福德改革法。主张国务会议，省立法会议、各省省长、各行政机构分别由总督指挥和选举产生两种代表机构。提拉克认为该法案不切实际，主张通过决议加以反对，而甘地则主张以合作的态度接受法案。双方意见分歧很大。最后经过讨论，通过了一个妥协性决议。虽然在改革方案问题上甘地与国大党元老发生分歧，但是这些元老包括提拉克、老尼赫鲁等对甘地对旁遮普的调查、特别是对他在南非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年会决定，甘地继续就旁遮普事件进行调查，并担任党章修改和为旁遮普遇难家属募捐等任务。党章是戈克利的遗作。

　　自从有了阿姆利则年会的分歧，这次国大党会议能不能通过甘地提出的“不合作运动方案”已经没有把握。国大党这次特别大会于1920年9月4日至9日在加尔各答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5800多人，贝桑特夫人、玛拉维亚、老尼赫鲁、达斯等元老都到会。在前一个月，元老提拉克已经去世，正如甘地所说：“他无疑是人民的偶像，他的话是千万人的法律，我们中间的巨人已经长眠不起，再也听不到他狮子般的吼声。”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甘地的方案，而甘地知道，国大党政治家中的一股强大的势力，正准备联合反对甘地的不合作方案。在这之前的5月28日，哈里发委员会在孟买通过了甘地计划之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当即在5月30日召开了会议却并没有通过他的方案，理由是与阿姆利则决议不符，当前不宜开展不合作运动。所以才决定召开这次特别大会。

　　甘地不合作方案的由来是这样的。

　　今年初，英国抛出土耳其和平条款，提议剥夺土耳其苏丹兼哈里发（伊斯兰教皇）的权利，遭到整个穆斯林的反对。甘地多次与哈里发运动领导人进行讨论，甘地认为“不合作仍是我们惟一可循的途径”。

　　穆斯林的请愿要求被拒绝后，他们决定3月19日定为国耻日。甘地就在这天正式提出了他的不合作运动方案。这个方案主要内容如下：一是抗议英国对哈里发问题采取的暴力与不负责任的态度，希望能够使问题“求得光荣的解决”；二是假如解决结果不令人满意，则印度可能全部撤回对政府的合作；三是希望国人不作任何煽动暴力的演讲和行为；四是如果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失败，为了正义，穆斯林将采取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一切手段。

　　此后，甘地又致函总督，重申自己的观点，希望英国能纠正在哈里发问题上的错误决议。遭拒绝。甘地于是于8月1日写信给总督，退还英王授予的勋章，并表明不再敬爱一个无耻的政府。总督蔡姆斯福德爵士对甘地的行为也很动气，指责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是“设计恶劣”的幻想。

　　现在甘地只指望国大党的支持了。但是这有多难。自从他的方案提出，贝桑特夫人等就始终公开持反对意见。会议经过一番审议争议最后只有以投票方式来决定。完全是意料之外，方案竟被通过。甘地受到极大鼓舞。他没有想到他的支持者竟还有那么多。按照章程，特别会议的决议还需提请年会审议。那些持反对态度的政治家们也都准备在年会上再就甘地方案提出反对意见。可是没有想到，这一年12月国大党在那普尔年会却又获得一致通过，当时除孟加拉省以外，几乎所有省份都支持甘地。国大党在决议有关行动的部分指出：

　　“本届大会进一步认为，印度人民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只有承认和采纳渐进的非暴力不合作政策，直到上述行为得到改正，自治得以确立为止。”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甘地修改的新党章，以及由甘地提出的一系列建设性工作建议，如加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取消不可接触制度、推广土布等。

　　那普尔年会为甘地带来了重大胜利。随之便有报纸把这次重要会议称之为“甘地的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甘地在国大党地位的确立，在国大党内“甘地时代”开始。

　　大会之后，不合作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律师停业、学生退学，政府官员放弃高官厚禄回到人民中间，手纺手织的土布运动兴起。与此同时，许多地方开始创办民族学院、国立大学，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进一步加强。举国上下人民群众面貌焕然一新。正如老尼赫鲁先生说：“一个精神萎靡不振、落后的、四分五裂的民族忽然昂首挺胸参加全国有纪律的行动，这种行动本身就使群众产生了不可抵抗的力量。”随着不合作运动的开展，政府威信急剧下降，多次下令限制，无丝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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