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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不久,甘地接到了戈克利先生去世的消息。他悲痛之极。他感到,自己刚刚投身到波澜壮阔的印度公众之中,自己正需要一个舵手。而这位舵手恰恰在这时离开了人间。甘地偕夫人立即前往浦那参加了戈克利隆重的葬礼,为了寄托哀思,甘地赤脚一年。

  甘地用了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他对戈克利的敬仰之情:“我曾想找一位真正的英雄,在全印度只找到一个,这就是戈克利。”

  戈克利去世后,甘地经过认真考虑,觉得应该申请加入公仆社,这样才能安慰戈克利的在天之灵。但是社员们仍是两种意见,一派同意,一派反对。

  甘地不得不放弃申请。不过,支持他入社的人也好,反对他入社的人也好,都与甘地情同手足,交往甚深。他说:“我虽然不是印度公仆社一个正式社员,但是我始终是一个精神上的社员。”

  戈克利生于1866年,到去世时还不到50岁。他仅比甘地大两岁。

  第八章 真理学院

  甘地决定旅行全国,对国情进行一番全面深入的考察。他从国内学校到洋学堂,又从洋学堂再到隔洋相望的非洲大陆奋斗十多年,对国内的情况特别是人民的疾苦知之甚少。

  甘地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把自己看成一名普通的人,用本地千百万民众同样的待遇要求自己,就连坐车一直都是坚持只乘三等车。这天他来到加尔各答,成为巴素家的客人。巴素知道甘地只是一个水果食者,所以凡是加尔各答能买到的水果和干果全都买遍了。家里的妇女通宵达旦地为甘地剥去果皮,这使甘地非常难过。这如同每到一地就有无数的群众狂热地崇拜着他,把他困得水泄不通一样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从此甘地发誓,每天进食不再超过五种食物,天黑之后再不吃任何东西,以便接待他的人不致因此而大肆挥霍。

  这次旅行的原则是:只看不说或多看少说。

  漫游过程中,甘地念念不忘那些曾经一起在南非共同战斗的凤凰村居民们。他要设法为他们建造一座永久性住所。那些居民们几乎都是与自己一样一劳永逸地回归故土。而这个永久性住所,同时又能够作为一个非暴力抵抗战士的培训基地。甘地把这个想法告知朋友后,很多人都为他出谋划策,选择地址。经过筛选,甘地决定把学院建在故乡古遮拉特的首府阿赫梅达巴。

  因为,甘地的一名助手,就是阿赫梅达巴的律师,他而且愿意把他的一所洋房租给学院。当然学院建在此处,这不是完全理由。甘地深深地了解,这个地方是印度手纺业最发达的地方,至今还算富饶之地,文化教育尚可,这一方面便于倡导乡村建设,另一方面学院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容易得到有钱人的赞助。有人问甘地,应该为学院取一个响亮一点的名字。甘地不假思索地说:“我们的信条是忠于真理,我们的任务是追求真理和坚持真理。我在南非进行的‘非暴力抵抗’,要搬到这里来实验。因此,这所学院,名字就叫真理学院。”

  真理学院,1915年5月25日宣告成立。

  学院一成立,就有25名青年男女搬了进去,他们有来自南非凤凰村的居民,也有从印度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青年。甘地的意图是大家生活在一起,像一家人。

  学院的校规是:坚持真理、坚持非暴力、坚持节欲、坚持节食、反对偷窃、反对私蓄,忠诚地为他人服务。

  美好的愿望往往要在实际生活中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挑战。本来,这里富翁豪贾多,而且开始的确有不少人都邀请甘地把学院办在此处,并承诺一定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但是由甘地掌舵的这只船总难平稳地航行。就像当年刚从英国留学归来船才靠近孟买就遇到特大风暴一样颠簸摇荡。就在真理学院草创不久,甘地收到笪卡尔海军上将的一封信,说有一个谦逊的正直的不可接触者家庭愿意获得准许进入你主持的真理学院。甘地犹豫一阵后还是同意接受,于是便给海军上将去了复信。那个家庭共有四人,夫妻俩再加上一女一儿。当甘地接纳了这个“不可接触者”家庭为学院成员后,内部就产生了抵触和不满情绪,捐赠因此而中断。使甘地感到痛心的是,在学院内,连他最亲密的朋友、曾经在南非遭受过很多次伤害的卡斯杜贝和甘地夫人嘉斯杜白也对此持反对态度,总是对“不可接触者”一家十分冷淡。甘地于是只得一个个做工作,并劝对方忍受细小的屈辱。见工作成效不大,甘地有些生气,他请求所有的反对者都离开,他本人愿意与“不可接触者”一块生活到贫民区去,和他们一起谋生。他说:“我们不能忍受不可接触者制度存在。”

  这样,内部风暴才算平息下来。内部的问题解决之后,外在压力随之而至。

  首先遇到的是井水问题。那一口井归业主所有而且由他派人管理,他总是借口学院成员水桶不净把井水弄脏了,并且还经常辱骂来取水的那个不可接触者的家庭成员。甘地知道后,教大家不要与对方发生正面冲突,仍然保持常态去汲水。业主看到大家并不以恶意相答,反而觉得自己理亏,渐渐也就忘记了这回事。但是毕竟经济支援源被切断了,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甘地的侄儿首先向他报告了这个情况:“我们的物资已经涸尽,下个月就只有喝西风了!”甘地不急不忙地说:“不要紧,大不了大家都搬到不可接触者区去住。”正在困难当头,一名不留姓名的先生来见甘地,说:“我愿意援助真理学院,你肯接受我的敬意吗?”甘地点头,他又说:“你明天同一时间在这里等我。”第二天,甘地在同一时间在院外等他,只见他乘车而来,把一张支票交给甘地,甘地正要问他尊姓大名时,这人却驾车飞驰而去。展开支票,甘地一看吓呆了:13000卢比!这人是谁?他就这样走了。这也许是上帝的使者,在最关键的时候来援助学院吧。这笔经费使真理学院渡过了难关。

  同年6月,甘地获服务印度甲级勋章一枚,英王表彰他为不列颠帝国服务有功;同时泰戈尔被封为爵士。

  1916年2月4日,甘地关于漫游一年只看不说或多看少说、不发表政见的承诺已满。这时正逢贝拉勒斯印度教徒大学举行成立典礼,哈基总督也应邀前往主持奠基仪式。这一天这里名流荟萃,高朋满座。甘地应国大党知名人士玛拉德拉的邀请,也前去参加仪式并发表演讲。

  这是一次异乎寻常非常壮观的盛大集会。会场上总督的光临,戒备森严。

  甘地身着土布短裤和上装,在他的崇拜者震耳欲聋的呼声中他站起来,开始用英语演讲。本来前面演讲的人都是歌功颂德,讲些莺歌燕舞不着边际的东西,甘地的言辞却与整个会场气氛很不协调。他首先对那些迷信英语而贬低印度语的现象加以讽刺,表示“深为羞愧和耻辱”。然后又提醒同学们不要以为进了这所学府就十全十美,不知天高地厚,以为就是伟大帝国的人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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