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143)_李光耀

一四三

　　※后记

　　我很幸运，因为我有一组能力很强的部长，而且大家有共同的理想。他们都很能干，决心要实现共同的目标。核心成员在一起工作了20多年，吴庆瑞、拉贾拉南、韩瑞生和林金山都非常杰出。他们都比我年长，而且有话直说，不怕冒犯我，尤其是当我犯错时，他们更是直言不讳。他们帮我保持客观和平衡，使我避免了因长时间担任领导角色而变得妄自尊大。

　　还记得六岁时，有一次坐着牛车到祖父的橡胶园去。牛车的木轮裹着一层金属皮，没有弹簧或避震器，经过一段黄泥路，一路上颠簸得厉害。50年后，1997年，我从伦敦乘坐超音速客机到纽约只需三个小时。科技改变了我的世界。

　　过去50年政治动荡剧变，期间我就唱过四首国歌：英国的《天佑吾王》、日本的《君之代》、马来西亚的《我的国家》，最后是《前进吧，新加坡》。外国军队来来去去，包括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还有带着台湾人和朝鲜族辅助部队的日本人。战后，英国人回到新加坡，同叛乱的共产党人斗争。之后新加坡独立了。接着印尼跟马来西亚展开对抗，我也被卷人政治变革的大洪流中。

　　如果我和我的同僚在1954年11月成立人民行动党的时候，早料到将面对许多风险，我们还会不会继续上路？要是我们知道前方的路途是如此崎岖不平，困难重重，我们就不会在50年代怀着满腔热忱和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踏入政坛。当时我们可以感觉到，新马两地的华人对中国的成功都深以为荣。我们这一小群受英文教育的殖民地资产阶级分子，没有跟占多数的讲方言的华人沟通的能力，却在50年代不顾后果地投入洪流。我们怎么可能跟马来亚共产党较量，争一日之长短？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想到这些。我们一心只想着要赶走英国人。

　　我们勇往直前，无视眼前的危险。心底的欲望强于理智的压抑，一旦陷入其中，我们就被吸进更深的斗争旋涡里。跟共产党人的斗争比我们所预料的还来得早。我们得应付共产党公开战线的工人、学生和文化团体，地下武装力量是他们的后盾。1963年，我们跟马来亚合并成马来西亚，解决了共产党人引起的问题，之后却发现，巫统（注：原文如此）马来领导层中的马来极端分子要建立的，是个由马来人支配的社会。种族暴乱和无休止的冲突接踵而来，最终我们只好在1965年分家独立。我们随即面对印尼的对抗。1966年对抗结束后，英国人在1968年宣布要把他们的军队撤走。我们克服了一个困难，紧接着就碰到更叫人心寒的难题。好多时候，前途看来是无望的了。

　　作为刚掌政的新手，我们就吸取了不少宝贵的经验。我们从没停止从实践中学习，因为，时局不断在改变，我们需要根据变化调整我们的政策。对我有利的条件是，我的几位部长吴庆瑞。拉贾拉南、韩瑞生都博览群书，会被新思想所吸引却不被迷惑。我们互相交换自己看过的有趣的书籍和文章。起步时，我们都很无知单纯，幸好我们处事谨慎，经常质疑，并对新概念进行实验后才加以推行，以免惹来麻烦。命运就在彼此手中我们的同志情谊就是在这种紧张的压力下建立起来的。面对接踵而来的危机，我们的命运就在彼此手中。我们必须互相信任，了解彼此的强处和弱点，并把它们列为考虑的因素。我们办事不采取先试探民意的做法。为了让新加坡成为一个非共、非种族主义而且能够独立生存的社会，我们的做法是实行必要的政策，并争取人民支持这些政策。

　　我很幸运，因为我有一组能力很强的部长，而且大家有共同的理想。他们都很能干，决心要实现共同的目标。核心成员在一起工作了20多年，吴庆瑞、拉贾拉南、韩瑞生和林金山都非常杰出。他们都比我年长，而且有话直说，不怕冒犯我，尤其是当我犯错时，他们更是直言不讳。他们帮我保持客观和平衡，使我避免了因长时间担任领导角色而变得妄自尊大。我的班子还包括杜进才、王邦文、埃迪。巴克、杨玉粼、肯尼。贝恩和奥斯曼，他们个个都是有才能的正人君子，都献身于同一事业。

　　1959年开始执政时，对于如何管理政府，如何解决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我们只略知皮毛。我们所有的是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把一个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社会改变得美好。要实现这个理想，我们必须赢得政权，之后，还得确保人民会支持我们，让我们能把未完成的工作做完。我选出有才干的人，安排他们担任领导的职位，如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管理一个廉洁和有效率的制度，并能体恤人民的需要。我们一方面要工人继续支持我们，但是同时也需要满足投资者的需求。他们投下资本，传授知识和管理技巧以及开拓海外市场，使得我们在没有马来西亚这个传统腹地的情况下仍能活命生存。我们边工作边学习，而且很快就上手。

　　如果说我们的成功有秘诀，那应该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把工作做好或做得更好。我一向都不会为理论所困，理性判断和现实情况才是我的照明灯。我测试一个理论或计划的方法是：它是否行得通。这是我执政这些年来一以贯之的原则。要是发现一个理论或计划行不通或者效果不理想，我不会再浪费时间或资源。我几乎不曾重犯同样的错误，也常吸取别人犯错的教训。执政初期，我很快就发觉我的政府所碰到的困难，其实甚少是其他政府未曾碰到过或未曾解决了的。所以，我养成习惯，一定要去找曾经碰到类似问题的政府，了解他们碰到问题是怎么应付和解决的。不论是建造新机场或是改变我们的教学方法，我都会先派遣一组官员到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访问考察。我总喜欢借鉴和参考别人的经验。

　　我们的运气相当好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运气相当好，我们采取的一些高风险政策和行动，并没使新加坡受到更大的伤害。首先，我们得跟共产党人组成统一战线，在此期间，我们极可能像战后波兰和捷克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样被吞噬。接着，我们天真地以为，单靠选民数目平衡的力量就可以逐步促成一个不那么强调种族主义的马来亚社会。时间证明了共同的经济利益也左右不了种族效忠。后来，由于经济前景暗淡，我批准一家炼油公司在发巴港码头旁边设厂，这等于是在我们主要的经济资产旁边放一条危险的导火线。我们本要在1965年就推行以英文为工作语言的全国教育政策，但是50年代的华校中学生暴乱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所以我们迟至1978年才这么做。许多华校生在经济上的出路因此受影响。

　　我也学会不理那些专家和有几分像但实际上不是专家的人，尤其是那些钻研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学者的批评和意见。他们总有一套自己喜欢的理论，认为社会应该根据他们理想中的模式发展，尤其是在消除贫困和扩大福利方面。我总会尝试做到凡事正确，但却不是政治上正确。驻新加坡的外国通讯员代表着西方媒体的观点，他们竭力宣扬自己的看法，批评我的政策，目的在于影响选民和政府。还好我们的人民跟政府一样讲求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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