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138)_李光耀

一三八

　　1968年的大选是个政治上的里程碑，新候选人在58人当中占了18名。我们囊括所有议席，议员和部长的素质都有所提升。他们之中，40％以上受过华文或英文大学教育，55％受过中学或高中教育。未达到这个教育水平的，多半是职工运动者，因家境贫困提早辍学。从早期最艰辛的时刻开始就一直忠心耿耿地跟着我们的老同志，都得让位给新血。4月大选过后在一次国会议员会议上，我把党比喻成军队，它必须不断地引进新血。多数人担任新兵，有些担任军官。有些也许最高只能升为上士，也并非每个军官必定能成为将军。只要证明自己有能力，无论有无一纸大学文凭，都有机会获得提升。我必须让基层做好准备，以便进行一次内阁的大换血。我通过国会养老金法令，保障了老忠臣的利益。凡在任至少九年的国会议员、政务次长和内阁部长，都有资格领取养老金。

　　在所有部长当中，韩瑞生是最善于发掘人才的一位。当初正是他发掘了吴作栋，起用吴作栋管理海皇轮船有限公司（我们的国家轮船公司）。当时海皇公司面对亏损，吴作栋却能够在数年内让它起死回生，转亏为盈。韩瑞生也引进了陈庆炎博士（日后出任副总理）。陈庆炎曾是新加坡大学物理系讲师，后来担任过新加坡规模最大的华侨银行的总经理。韩瑞生也提拔了当时任职于新加坡发展银行的丹那巴南（日后出掌好些重要部门），他们曾在经济发展局共事。我有系统地在新加坡所有领域的精英层次，包括专业界、商界、制造业、职工会，物色三四十岁的青年才俊，不论男女，说服他们挺身而出参加竞选。才干和能力，不难通过学业成绩和事业成就准确评估，品格可就没那么容易衡量了。偶有成功之例，但是失败的情况更多。我的结论是，确定一个人的人格，比确定才干和能力更重要，也更困难。

　　1970年，美国宇宙飞船阿波罗13号在离地球将近30万英里的太空发生故障，我看着紧张的场面一幕幕上演。太空船里的3个人，任何一个工作失误，都足以使3个人就此在宇宙中漂浮，再也回不了地球。在整个紧张的过程中，他们始终保持冷静和镇定，临危不乱，一步步紧跟着地面指挥部的指示行事，把生命全然托付给指挥部的人员。这个实例，反映了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在地面就失重、孤立的环境所展开的心理和其他方式的测验，已经预先淘汰了所有可能在紧急时刻惊惶失措的人选。我决定隧请一位心理学家和一位精神病学家，也为我们的候选人进行类似的测验。他们对有潜质成为部长的行动党未来候选人，进行了某些心理测验，确定候选人的人格、智商、个人背景和价值观。测试结果不一定是决定性的，但是至少有助于淘汰明显不适当的人选，它也比只是通过两个小时的面试进行揣测的原始方式来得有效。我偶尔也不完全同意心理学家的分析，总认为某些候选人比面试官还聪明，懂得如何伪善而不露痕迹。

　　1987年，伦敦大学的心理学家埃森瑟教授到新加坡访问，加强了我认为评估个人智商和品格修养有用的看法。他指出，一家拥有四万名员工的美国跨国石油公司，就聘请了40名心理学家协助展开招募和提升计划。我们当时仍然缺乏足够的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无从对所有担当要职的人选都进行这方面的测试。那次交谈过后，我要求新加坡国立大学培训更多的行为心理学家，以协助挑选适合担任各种工作的人才。

　　我也向跨国公司的总裁讨教，了解他们怎么招募和提升高层人员。这当中，我认为英荷石油公司——壳牌——的任人方法最好。他们集中确定所谓“目前评估潜能”。这是由三种要素组合而成的：分析力、想像力和务实感。三种素质兼具，就形成一个人的主要特质，壳牌把它称为一个人的“直升机素质”，既能从宏观的角度鸟瞰事情和问题，又能确认关键细节，调整焦距对症下药。他们有一组评估人员，其中至少两位必须认识所有接受评估的人选，再共同按“直升机素质”给能力不相上下的执行级人员准确排名。我试行这套系统后，发现它是个实际可靠的方法，于是就从1983年起在公共服务部门正式推行，淘汰了原来沿用的那套英国系统。

　　某些人察言观色、看人用人的本领，与生俱来比别人强，能成为绝佳的人才评估人员。公共服务委员会在1975到1988年间，就有位非常杰出的主席陈德水。从来没有一个被他招募或提升的人才出卖了他的眼光。他智商之高毋庸置疑，这却同他看人用人的能力扯不上关系。这种本领还有赖于人脑中一个截然不同的部位的运作，它能透视掩藏在一个人脸部表情、声音和身势语言后面的品格。另一位有这个本领的人是林金山。他过去参加过内阁的遴选行动党竞选候选人的所有评估团，每一次的遴选工作，我都指定要他参加。他凭直觉多于理性分析，却往往准确无误。吴庆瑞就跟林金山恰恰相反。他非常理性，却少了透视人心的能力。每一回提携了某位官员或者某位得力助手，他总是兴奋难捺地夸赞这个人素质卓越，凭借的却只是对方提呈的辉煌的书面记录。然后不出一年半载，他又得开始找人替代。他就是怎么也看不穿一个人的品格。心理学家把这种能力称为社会智商，或者情绪智商。我要引进新血的计划并非毫无压力。

　　数位老同僚对这种自我更新的速度表示关注。杜进才要我别再老提老将们年老力衰，因为事实上他们并没老得这么快，一再提起使他们泄气。我不苟同这种看法。我们的干劲已经减退，全都老态毕露，我和杜进才怕不例外。内阁开会时，他总要把一架电子暖气机藏在桌子下，给双腿保暖。我从镜子里看自己，过去那种凡事都要亲自查个究竟，以及使用不尽的热忱和冲劲早已不复存在。我越来越依赖报道、照片和录像。杜进才和另外几名老将，要求新的领导层也必须走我们当年的老路，从党支部的积极分子当中选拔，而不是通过猎人头和直接招募让他们进入政坛。吴庆瑞、拉贾拉南、林金山、韩瑞生则不认为领导班子还有多少机会通过老方法自我更新。

　　1980年12月大选，我决定向所有老将们发出明确的信息，领导层自我更新的过程势在必行，至于速度，就得取决于新议员如何在当选后证明自己的能力。大选过后，我把社进才排除在新内阁名单之外。我担心如果让他留下来，会使好些老一代同僚在他周围汇合成卜股势力，拖慢领导层自我更新的步伐。我能感觉到王邦文也跟杜进才一样感到不快，还有好几位老一辈的政务部长和次长，如李炯才、祁摄治、陈志成、曹焕英也如此。我必须放弃杜进才，以避免任何领导层的分裂。同他们共事了那么多年，这么做确实叫人心痛。我们能有今日的成就，老同僚厥功至伟，但是如何确保新加坡能够继续托付给能干、诚实和愿意献身的人才，是我们眼下共同的责任。老同僚都历经鼎盛时期，可惜岁月不饶人，我们都已步入暮年了。

　　新议员都受过高深的教育，年轻有为，他们获颁奖学金到本地和海外的知名大学深造，人党三四年就担当要职。老将们对年轻一代在从政道路上平步青云不能认同，他们认为应该让年轻一代多做、多学、多等。但是我深信有才干的年轻人等不了。他们要么就做出一番成绩，要么就另谋高就。

　　杜进才尤其耿耿于怀。我主动提出委任他为驻伦敦最高专员，他却为女儿的教育不愿离开新加坡。后来他在一家公司觅得一职，并在国会中多留了两个任期，时不时爱跟我和行动党唱反调，称不上对党不忠，却足以造成尴尬的局面。我实在不愿意当众让他下不了台。

　　淘汰了杜进才，我告诉王邦文，愿意让他担任多一届的部长，但是绝不容许领导层自我更新的进程受到任何的阻挠。他明白我的意思，大家终究没撕破脸皮。1984年12月在他退休时，我写了封信给他，肯定了他从1959到1984年来的贡献。我在信中补充说：“我也感激你鼎力协助党遴选新候选人来接替领导的班子，只是你始终有所保留。你曾经指出，路遥才能知马力，一个人的潜在缺憾也惟有在危机时刻才会凸显。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对领导层迅速自我更新的过程给老议员的士气带来的打击，你跟进才一样深感不安。自我更新以哪一种方法和什么速度来进行，我都必须负起全责，当然，吴庆瑞和拉贾拉南的支持给了我信心。由更年轻的部长和议员组成的班子，如今占了内阁和国会中的绝大多数，我们没有回头路了。我深信年轻领袖们都能胜任，但是万一失败了，我必须承担责任，庆瑞和拉贾拉南也会共同承担这个责任。”

　　老部长纷纷卸任，最让我深感遗憾的是吴庆瑞。1984年年中，他告诉我他决定在任期结束时退下，不再参加下届大选。他吃个人的原因，觉得自己做够了，是走的时候了。退出内阁之后好几年，他仍继续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担任副主席，做出宝贵的贡献。他也一手成立了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处理国家的积蓄和储备。老将们花了好一段时间才逐渐接受内阁需要新血的事实，却总还有几位不甘心看着新人跃升到自己头上。我能体谅他们的感受。例如邓摄治早在50年代行动党发发可危之际，已是党内的忠诚于部。1963年他当选议员，并于1981到1985年间担任政务部长。但是他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不能更上层楼，主观地认为是因为自己少了一纸大学文凭。其他老将如政务部长庄日昆和政务次长何家良则接受和支持新部长，同新部长合作无间，他们两人都是南洋大学毕业生。换班伤感情，但是实属必要。我没有其他选择，不管我个人有怎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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