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135)_李光耀

一三五

　　蒋经国在1988年1月与世长辞。他生前在台湾内地建立起德高望重的领导地位，使他有办法驾驭因解除戒严令而发放出来的各种势力。我出席了他的丧礼。前往凭吊的还有美日多位领袖，他们全是历届政府首长和高官，没有一位是在职领导人。丧礼以中国传统方式进行，蒋经国的遗体送往台北市郊的一个停放处，像他父亲蒋介石一样，以便最终迁葬上海以南的浙江省家乡。

　　接管政权的是李登辉。蒋经国在1984年指定李登辉为候选人之前，也考虑过国民党另外几个本省籍人选，但是觉得无一比阵登辉更合适。我假设蒋经国事前必定十分肯定他是个可靠的人才，相信他会延续自己的政策，绝不走“台独”路线。最初几年，李登辉坚持国民党既定的一个中国政策，不主张台湾独立。他成功地在党内争取到一些元老和几个外省籍年轻领袖的支持，牢牢地掌握了国民党的控制权。所有跟他意见相左，提出逆耳忠言而身居要职的高官，不久后—一被铲除，包括郝柏村和钱复。

　　钱复在1995年劝李登辉不宜访美。李登辉加速推行政制民主改革，委任更多台湾本省人担任要职，巩固了自己对国民党和台湾的控制。国民党元老早些时候告诉过我，这原本是大势所趋，他们都预见得到，也愿意接受。然而叫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李登辉竟会如此迅速地通过民选制度，由“国民代表大会”贯彻到“立法院”，把政治权力重心一下子转移到占全人口85％的台湾本省人手中。他彻底地改变了国民党，最终搞到许多党员群起退党成立“新党”，也因此使国民党元气大伤，权力大为削弱。

　　李登辉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之后，便开始把自己的意愿发乎言辞。他的言谈使北京领导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要把台湾跟中国大陆隔开，而且越久越好。1992年，李登辉为统一开出条附。他把一个中国解释为中华民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一，必须在一个“自由、繁荣而民主的中国”的大前提下才能成立——换言之，共产党中国必须先发展成为跟台湾一样的社会。我当时不曾意识到，他这样做并非作为商谈的起点，而是蓄意地把两岸锁定在一个从此难以衔接的位置上。

　　1994年4月，李登辉接受日本一位知名记者司马辽太郎的访问，访谈记录刊登在日本的杂志上，受访者从来没有否认过它的内容。李登辉在访谈中口口声声把国民党称为外来政权，大谈台湾人在包括国民党政府的外来政权统治下，吃了极大的苦头，认为“摩西和他的追随者眼前将有洪水横流……‘出埃及’也许会是个最好的结局”。身为台湾“总统”竞大谈摩西带领他的人民到应许之地，这是中国所不能置若罔闻的。

　　台湾本省人因“二·二八”事件对大陆外省人有满腔仇恨。1947年2月28日前后，台湾本省人抗议国民党接管台湾，指他们非但不像解放者，倒像是霸主，结果数以千计的本省人死于国民党政府军队的枪下。事后，一切有关这场惨剧的公开讨论，一律被强行压制下来，但是台湾本省人的记忆却不曾淡化，等到一个本省人就任总统时，所有的情绪终于爆发出来。

　　民选制度总是把旧创伤重新揭开。加深了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隔阂。为了争取90％多数选民的支持，政客往往向选民强调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本省人，在竞选活动中以土语闽南话发表演说，讥讽敌对的大陆人不懂得说闽南话。他们有些甚至就大陆人对台湾的忠诚质疑。

　　由大陆人组成的老领导班子对这类分化民心的攻击，深感心灵受到伤害。当年正是来自大陆的学者协助创办大学，为台湾培育了许多能干的本省人。孙运培、俞国华，以及李国鼎等等杰出的大陆省籍领袖，雕琢了台湾的发展政策，把台湾从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台湾日后能取得相当骄人的成就，正是这些人给它奠下基石。

　　选举过程引发的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秘密组织（华人黑帮或私会党）插手政治，而且情况越演越烈。国民党同秘密组织的联系可以追溯到战前的上海，那个时候蒋介石将军利用这些人来对付共产党。这些秘密组织跟着蒋介石南下台湾。黑帮在台湾社会已深深扎根。只要选举不是通往实权之道，还是能够控制他们的。

　　80年代末政治体制开放，选举成了实权的竞争场，黑社会很快便悟出，他们可以自行涉足政坛，掌握权力。到了1996年，有10％的“国民大会”代表和30％的县市“议会议员”是黑社会成员，自成一股政治势力。贪污受贿和收买选票演变成一股根深蒂固的歪风。一旦当选，黑社会就得想方设法弥补开支。

　　台湾的新闻自由无法有效地监督贪污行为（“黑金”）或者抑制黑社会的势力膨胀，当地报界把黑帮和西西里的黑手党相提并论。黑帮的影响力非同小可。1996年一个臭名昭著的黑社会老大在敌对派系殴斗中被杀，李登辉的“总统府秘书长”竟然亲自送上一幅传统挽轴，公开表示悼念，希望借此争取死者手下的支持。其他地位显赫的人全都出席了丧礼，有好几个反对党领袖也在场。黑社会渗透建筑业、农业合作社，连棒球队也不放过。他们也在上市公司的常年股东大会上和财源充裕的寺庙委员会内硬插上一脚，甚至开始在学校招募党羽。

　　1989年，李登辉到新加坡进行访问，我个人尽一切应有的礼仪欢迎他。虽然当时新中尚未建交，但我还是决定省去国家元首级的外交礼遇。没有国旗，没有军事检阅，没有国事访问的仪式礼服。一切官方文告中，我们不说他是“台湾总统”，只称他为“来自台湾的‘李’总统”。尽管如此，那次访问还是大大提升了他在本区域的政治形象和地位。

　　首个历史性会谈海峡两岸以我为通话的渠道，也因此很自然地选择了新加坡为1993年4月两岸首个历史性会谈的地点。会谈名为“汪辜会谈”，是以正式代表双方的“非正式”组织领袖的姓氏为名。我分别会见了汪辜两人，知道两岸领导人交托给他们的会谈议程各异——代表台湾的辜振甫只想解决纯技术性事宜，例如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挂号函件失落查询等；李登辉不希望他和中方讨论开放贸易，更别谈统一了。汪道涵则希望这些初步会谈日后将引向更具实质内容的两岸统一谈判。不出所料，会谈并未促使两岸关系改善。

　　李登辉在台湾仍受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台湾的日本学校受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少数获选到日本大学深造的台湾本省人之一，报读的是京都帝国大学，这所大学在日本的声誉仅次于东京帝国大学。战后他回到台湾，在台北完成大学教育。过后他到美国再考取两个学位，第二个是康奈尔大学的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

　　他很自豪地告诉过我，因为个人的偏好。他每天必读日本的四大主要报纸，通过卫星转播收看东京日本放送协会电视台的节目。即使书籍，也不看英文原著，反爱看日文译本，因为日文译本对他来说更容易阅读。他深深沉浸于日本历史和文化之中。对大陆，无论历史、文化，或者是现有的共产党领袖。他都不放在眼里，并且以日本栽培出来的精英的视角看待中国的一切。他根本瞧不起中共的领导人。公然把他们叫做“木头人”、“笨蛋”、“坏了脑筋的”。中国领袖从不加以回敬，但是我敢肯定北京负责两岸事务的部门，早已有人一字一句地把这些话全记录在案。

　　在我看来，他充满自信，博学，熟知一切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却因为台湾遭受孤立而无法理解世界领袖为何不能像日本一样同情台湾的处境。他视日本的同情和支持对台湾至为重要。他也深信，只要遵照美国自由主义者和美国国会为民主与人权所开的药方，美国必定会抵御共产中国以保护他。

　　我摸不透李登辉的立场。他的一位老朋友向我解释说，他所受的日本教育和训练，向他灌输了日本的武士道的精神，同时他以为带领台湾子民前往“应许之地”是自己的使命。这位友人补充说，李登辉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使他更立志要不惜一切代价，秉着武士道精神，执行上帝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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