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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三


  会见董建华香港回归前一个星期,我身在香港,还会见了董建华。当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半年来,他在候任期间经历了很大的转变,从一个把毕生精力投入家族船务业,生活非常低调的人物,一跃成为传媒注目的焦点,经常要应付刁钻记者抛来的尖锐问题。他同意,要香港成功,中国必得先成功。这是治理香港一个合情合理的原则。我发现商界和专业界的精英开始在心理上进行调整,接受香港将要成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事实。香港中文媒体的态度变得温和起来,即使是一份禁骛不驯的华文报纸也收敛了很多。新闻界开始懂得拿捏分寸。

  惟有彭定康继续跟北京纠缠到最后一刻。临时立法会的宣誓就职仪式,英方领导人以不符合联合声明为由,采取抵制行动。中国领袖没有受邀出席英国的告别仪式,其实他们根本不打算出席。中国原想安排军装笔挺的解放军,在江泽民于6月30日午夜抵港主持移交仪式之前进驻香港。英方起初反对,最终同意让500名携带轻型武器的解放军在晚上9点提前进入香港。在移交期限前一天,中方宣布将在7月1日凌晨四点另派4000名解放军到香港,末代港督就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进行谴责。但是一切已经无济于事。香港终究会在6月30日午夜12点整回归中国。

  奇怪的是,香港人的情绪是淡漠的。自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以来,香港人有足足13年的时间为这一刻做好准备。无论是在告别检阅仪式上,或者是在皇家游艇不列颠号收起铁锚,载着末代港督徐徐驶离码头的时刻,都没有人为英政府的离去表现出哀伤之情,人群中也不见有人依依不舍地向前殖民主子告别。彭定康在英政府统治的最后五年里经常同中国针锋相对。中方本来同意遵守“直通车”协议,让1995年选出来的立法局于1997年香港回归后继续运作,但是彭定康却把这列“直通车”弄出轨。

  1997年7月1日,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和他的领导班子接管香港时,跟东南亚金融危机撞个正着,只是他们要到1998年才真正领略到。泰币在7月2日贬值,颓势一发不可收拾并蔓延到整个区域,继而扩散到俄罗斯,以至巴西。由于港币和美元挂钩,迫使香港不得不提高利率。房地产、股票,一切不动产的价格随之狂跌,导致经济衰退,带来失业。香港爆发由罕见病毒引起的禽流感,老年人和儿童尤其受到生命威胁。当局不得不宰杀上旧万只家禽,鸡农鸭农要求赔偿,结果如愿以偿。红藻破坏渔民的生计,渔民同样要求赔偿,也同样得偿所愿。接着当地一家投惯公司破产倒闭,把股票存放在公司的投资者,照样得到赔偿。

  彭定康企图巩固通过民选途径成立的立法局,结果失败了。香港还在英殖民统治下选出的立法局被解散。受过高等教育的精天之问对如何而进、如何便现有制度发挥功能,有着极大的分歧。过去英国人治港的旧制度被削弱后。根本无法应付新的政局。一方是务实派的商人和专业人士,他们希望同北京政府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强烈反对彭定康的政策:另一方是学者、媒体和另一派专业人士,他们要建立一道宪制防线,越稳固越好。但是没有几个人肯站出来当群龙之首,因为这么做就得面对现实:香港领导人必须调整政策和立场去争取北京的支持,惟有这样才能促进香港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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