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116)_李光耀

一一六

　　10年后，1981年3月，前总统福特到新加坡来，告诉我刚在11月间宣誓就任的里根总统希望尽快同我会面。后来我再接到他传来的口信，问我能否在6月动身。我答应了。6月19日中午我抵达白宫，里根在他的办公大楼前面的门廊热情地欢迎我。我们在午餐前进行了20分钟的单独会谈，他希望谈谈关于台湾的问题。我告诉里根，让台湾取得成功，不断同大陆的条件形成对比，这种做法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样的对比，通过媒体和重要人物的互访传出去，将产生世界性的冲击，影响深远。他接着问我蒋经国是否真的需要新一代战机。

　　蒋经国在里根刚当选总统的这个敏感过渡时期，急着要求美国出售这些战机。里根在竞选期间曾经严厉抨击过中国，并且公开表明支持台湾。我知道，政策上的任何突变都会使他为难，但是允许售卖新一代战机给台湾，却意味着将使中美关系陷人更大的风险。我坦诚说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台湾并未立刻面对大陆的威胁，台湾现有的FS型战机并不缺乏，更何况中国并未增加军备。邓小平如今所要的，是为历经十年文革后意志消沉和物资匾乏的人民提供更多消费品。台湾的战机日后也许需要提升，眼下却没有这个必要。里根的主要顾问后来跟我们共进午餐，其中包括国防部长温伯格、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白宫幕僚长贝克、迪弗和国家安全顾问阿伦。我们主要谈到中国以及中国同苏联的关系。

　　里根问起中国怎么会在美国国务卿黑格访华后，立即就它和苏联的共同边界问题对苏联表示友好。我的看法是，中国走这一步，目的是要提醒美国别把什么事情都看成理所当然。再说，邓小平必须应付那些不愿意同美国靠得太近的人。我相信邓小平的政策不会轻易动摇，军事发展押后处理，优先目标是如何为人民提供消费品。

　　谈到波兰骚乱的情况，里根说，苏联人想必会担心战线拉得过长。我说，他们不惜让经济走下坡，就是为了维护他们“横跨欧亚的帝国”。里根一听到“帝国”这个字眼，立时竖起耳朵，并告诉阿伦今后形容苏联的势力范围可以多用这个字眼。里根在他的下一次演讲中就提到了苏联的“罪恶帝国”。

　　在午餐后最后十分钟的单独讨论中，他让我给蒋经国传个话，要蒋经国别在那个时候催促他售卖高科技武器给台湾，否则」会让他很为难。不过他也要我向蒋经国保证他不全背弃蒋经国。里根知道我同蒋关系密切，能缓和这番话可能引起的失望情绪。几天后我会见蒋经国，代里根传达了口信。告诉他台湾不适合在这个时候购买高科技战机。蒋问我怎么他的好朋友里根不肯帮他的忙。我大胆猜测，美国需要中国来维持环球势力均衡，西欧国家和日本都不会愿意如美国所愿那样。当机立断地增加军备开支，所以里根必须考虑。是不是应该为中国注人少量的科技，提升中国的军备。蒋点头表示同意。他接受了里根提供的理由，要我告诉里根：“我了解你。”蒋经国感到满意。他信任里根。

　　里根也同蒋经国一样，胆识过人，凭直觉行事，要不就信任你，要不就不相信你。他也是个对朋友绝对忠诚，对事业非常执著的人。他的顾问，包括国务卿黑格，都告诉过他中国在美国全盘策略中的重要性。他接受这个分析，却对中国共产党人感觉不自在。他继承的是同中国之间必须维持下去的关系，他也知道这一点。离开华盛顿的时候，我比在卡特当总统期间前去访问时更具信心。里根生性乐观，他使周围的人也充满了“可以为之”的精神。他看到每个课题光明的一面，并且随时准备捍卫自己的信仰。

　　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尽管媒体往往并不站在他那一边。当我写信感谢他邀请我共进午餐时，里根的答复内容充实。第一段这么写道：“我要改善美国和北京的关系，而且会努力地去实践，却不会为此而牺牲我们台湾的老朋友。我也不希望你们这些我们在东南亚的伙伴，误以为我们把对华关系看得比对你们的关系更重要。”后来，里根政府宣布售卖武器给台湾时，并没有包括售卖先进的战斗机，理由是台湾“在军事上不需要这类战斗机”。

　　10个月后，1982年4月，副总统布什在访问中国之前，到新加坡跟我见面，他想听听我对处理台湾问题的看法。我说，这个课题非常复杂，我很肯定中国人也不以为布什这一次访华，就能解决所有问题，重要的是要注意遵照种种形式。中国想必已经彻底研究过里根的性格和观点。他们知道他曾经多次访问台湾，同蒋经国交情甚笃。又因为里根是里根，所以对中国人来说，访问的形式和实质的内容一样重要。他们知道不可能在短期内收回台湾，不过，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大原则不应该受到挑战，否则麻烦就来了。

　　我很肯定邓小平需要美国。他在1979年1月到美国去，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因为他需要美国站在中国这一边，或者至少在中苏发生任何冲突时保持中立。他也知道他面对的是里根这么一位意志坚定的总统。布什问我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是否面对中国国内的反对压力？我相信中美关系是经过毛泽东亲自点头的，也不会有多少人会公开反对中国同美国维持良好的关系。邓小平不只使中美关系正常化，他甚至跨前一步，开放中国，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很多中国学生在美国念书。人才外流的情况将会出现，也许流失20％或更多，但是愿意回国的人必将带回一些新思想。

　　中国政府知道开放门户得冒一定的风险，所以他们的决定意义重大。他们准备让留学生把一些激进的观念带回来，把改革的细菌带进来。问题的症结在于，里根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对支持台湾发表过强烈的声明，并且在布什1980年8月到北京访问后，还重复了这些话。布什在北京时请中国人谅解并尊重美国的立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只能采取渐进的做法。我相信中国人很重视诚信。他们知道那些背叛朋友的人洞样会背叛他们。要是美国因面对中国施压而在台湾问题上让步，那反而叫中国感到惊讶。中国要的是美国重申一个中国的原则。布什向我保证，里根绝不会开倒车而把中台看成两个国家，派驻两个大使。

　　我建议美国必须让北京相信他们一个中国的政策。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办法是让里根和邓小平会面，说服邓小平，这是美国的基本立场。布什同意我的说法，因为里根可以很有说服力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布什又说，中美之间其实有不少共识，因为里根“对有关苏联的一切事情都非常敏感，疑心重重”，波兰和阿富汗的事件又更加深了他的疑虑。里根并不喜欢共产主义，但是他看到了同中国建立关系的战略价值。

　　1982年7月我再访华盛顿时，舒尔茨已经接替黑格出任国务卿。70年代初期，他在尼克松总统任内担任财长时，我就已经认识他，后来成了朋友。黑格为寻求“战略共识”全力以赴，并同意逐渐减少售卖军火给台湾。舒尔茨正在推敲怎样的措辞才能适当地表达这个承诺。他向我抛出了几个问题。我并不认为有必要在军事上完全抛弃台湾，争取中国，确保美国无须推卸它对一个旧盟友所承担的义务。

　　我同里根总统在午餐前又举行了一次单独会谈，没有人在场做记录。他知道我见过台湾海峡两边的最高领导人，他也知道我反共，却又是个务实主义者，所以想试探我对他的观点会有什么反应。我告诉他，可以暂且搁置台湾课题，就像邓小平针对钓鱼岛纠纷向日本提出的建议一样，把台湾问题视为现阶段解决不了的纠纷，留给下一代去处理。我建议里根应该向北京解释他是台湾的老朋友，这份友谊不能轻易一笔勾销。他问我他该不该到中国去访问。他本身不很愿意这么做，总觉得去了这一趟，就有义务在行程中也同时访问台湾。我听了万分震惊，力劝他切勿访台，尤其不能在同一个行程中访台。正如我事前对布什说过的，里根应该在访问中国之前，先邀请中国领导人到华盛顿去。访美之后，里根的回访将是个适当的反应。

　　里根后来来信说：“我们在7月21日午餐前的私人谈话让我获益不浅。我正期待得到你明智的忠告，果然就在那次会谈中大有收获。你的坦诚直率，证实了你我交情之深挚，这是我非常珍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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