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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四


  格林向我保证,美国完全准备继续在亚洲扮演稳定局面的重要角色。“美国会保留这个地区的驻军,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他提醒我说,威尔逊和希利早些时候都重新保证英军会继续留在新加坡。我自我安慰,心想美国跟英国不同,它并不是靠殖民帝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因此,它也应该不会因为受到同样的经济压力而退出亚洲。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为避免因为水门事件面对弹劾而引咎辞职,叫我替越南南部担心。尼克松以总统身分采取的最后一项行动之一,就是签署一项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规定在今后11个月内,美国对越南南部的军授最高限额是10亿美元。他辞职几天后,众议院表决削减为7亿美元。行刑斧落了下来,搁在断头台上的脖子,是阮文绍总统的。

  1975年4月25日,阮文绍离开西贡。4月30日,北越军队开进西贡市的时候,一架美军直升机从大使馆屋顶起飞,惊惶失措的南越人死死抓住起落架不放。那一幕,凝成了让人永生难忘的画面。那一天迟些时候,北越坦克开到总统府,象征性地把大门撞倒。虽然美国介入越南失败了,它却为东南亚其他国家换来了缓冲的时间。1965年,就在美国军队大举进驻南越之际,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面临武装的叛乱活动的内部威胁。地下组织在新加坡还很活跃。在一次政变失败后元气大伤的印尼,对新马实行“对抗”,等于是暗地里宣战。菲律宾则正在争取东马的沙巴。生活水准太低,经济增长缓慢,美国的行动却允许东南亚非供政府有时间清理自家。

  到了1975年,各国都更有能力应付共产分子的威胁。要不是美国决定介入,东南亚国家对抗共产势力的毅力和决心恐怕早已消失殆尽,东南亚也将无可避免地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东盟繁荣新兴的市场经济体,正是在越战的那几年间孕育成形的。另一方面,西贡失陷前几个星期,一大队载满难民的大小船只向南中国海驶去,其中许多开向新加坡。好些难民装备着武器。

  代总理吴庆瑞寄发紧急报告到华盛顿,告诉我近百艘小船载来了好几千名难民,要我立即做出政策上的决定。我通知他应该拒绝让他们上岸,要他们继续上路,到幅员更大,有条件收容他们的国家去。于是大规模的行动在5月6日展开。新加坡武装部队给的艘载着8000多名难民的越南小船进行修理,增添燃油,补充粮食,然后把它们送往大海。为了避免被送走,许多小船的船长故意把引擎弄坏。

  就在大规模行动进行的同时,我在1975年5月8日中午,也就是西贡失陷后的第八天,会见了福特总统。当时国务卿基辛格跟他在一起。福特显得心烦意乱,却并不沮丧。他问起东南亚地区对越南南部失陷的反应。4月底西贡失陷前,我刚到过曼谷,泰国人紧张不安,印尼人也一样。苏哈托却一声不响,牢牢地控制着局面。我说,美国国会决定于预,制止轰炸,却促成了越南南部的陷落。要是没发生水门事件,轰炸行动继续下去,南越军便不会失去斗志,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但是轰炸行动一停止,援助大幅度削减,越南南部的命运便无可挽回了。

  福特问我美国下一步该怎么走。我说最好先让尘埃落定,看看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的形势发展。老挝相信会由爱国阵线党接管,属于越南人控制的范围。在柬埔寨,红色高棉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反共人士。(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杀人不分青红皂白,不光杀害反共的人,连所有受过教育,没参加农民革命的柬埔寨人也不放过。)泰国为了防止越南共产党人人侵,会拉拢中国。基辛格问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会不会帮助泰国。我认为会。我建议最好是保持冷静,看看事态发展如何。如果在下届选举中,选出的是像麦戈文那样的总统,向共产党人低头,局面就完全没有希望了。

  有人曾经形容福特笨手笨脚,经常跌跌撞撞,是个头部伤痕累累的橄榄球员。我却发现他精明能干,有知人之明。他待人确实友善,无拘无束。晚餐后我想上洗手间,请求退席,他坚持要带我到他的私人住处。于是我们乘搭电梯,特工处的保嫖跟在后头,一起到他的私人住处去。

  那里有个私人的大浴室,运动设备和最新的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洗涤盆上放着各种化妆品和电剃刀。这是他的私人洗手间。很难想像欧洲、日本或第三世界的领袖会带我到他们自己的私人浴室去梳洗。他这么做无非是出于友善,对有机会招待我感到高兴,也是为了感激在美军仓皇撤出西贡,美国股市大跌的时候,东南亚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为美国辩护。他并不是为了给我留下好印象,但是他的稳重可靠的个性,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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