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112)_李光耀

一一二

　　我住进哈佛大学的埃利奥特宿舍，同大约200名学生和10名研究员同住。我上了有关美国文化的专门研究课程。诺伊斯塔特安排我在各个领域里同美国学者广泛接触，这些领域主要是美国政府与政治、发展经济学、激发积极性和提高生产力。课程排得满满的，早上跟一组人进行讨论，工作午餐跟另一组人在一起，下午有专家讨论会，晚上跟著名学者相聚，共进晚餐。

　　我受邀观看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对垒的常年美式足球比赛，体会了美国青年进发蓬勃的年轻朝气，当然也包括挥舞着彩球的啦啦队。节目安排的效率使我留下了好印象。当局派了个研究生来协助我，替我找资料，也帮我安排不在原定计划中我所要求的其他约会。只是特工部为了24小时保护我的安全，把行动中心设在高级人员的公共休息室里，给埃利奥特宿舍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干扰。我跟学生、研究员和合监海默特在公共食堂一起用餐，师生之间无拘无束，这种现象令人瞩目。学生都绝顶聪明，一名教师就坦言，有时候跟某些学生争论问题，还真让人伤透脑筋。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的教师，跟英国剑桥大学不一样。40年代到60年代的英国教学人员乐于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远离伦敦和威斯敏斯特的喧嚣。反之，美国教授喜欢跟政府建立关系，抬高自己的身分和地位。在肯尼迪政府任内，教授们总爱在波士顿、纽约、华盛顿之间来回穿梭。他们的兴趣和教学活动是以当今的世界，以眼前和未来作为对象的。那个时代的英国学者擅长的是孜孜不倦地研究过去，他们不研究眼前，也不研究假设性的未来。他们跟工商业相互之间没有直接交往，而哈佛大学商学院却恰恰为学术人员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美国人跟英国人不一样，他们不为了认真地研究过去而作茧自缚。调查现状、预测未来，是美国学术研究的强处。美国智囊团把对未来的研究称为“未来学”，它发展成一门受人尊敬的学科。

　　我最大的收益不是增长了知识，而是接触了学者，跟他们建立友谊。这些学者不光对当代事务见识广博，他们跟美国政府和商界的神经中枢也有密切的来往。我这个亚洲政界人物在执政十年后，以45岁的年龄抽空到学术界来充电求知，在哈佛大学成了人们好奇注意的对象。他们毫不犹豫地安排晚宴，让我有机会跟一些很有意思的人物见面和交流，像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日本问题专家、前驻日大使赖绍华和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我也跟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教学人员会面，包括中国问题专家卢西恩·派伊，他曾经在50年代研究过马来亚的游击队共产主义。还有麻省理工学院的萨缨尔森，他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以所编写的经济教科书闻名。他给我上了一课，专谈为什么美国仍然维持纺织业等低增值工业。同哈佛商学院的弗农之间的讨论算是最有意义的了。他对香港和台湾当代经济体的运作方式提出了许多实际精辟的见解，让我以后每隔几年总要到哈佛走一趟，向他学习更多的东西。

　　我在哈佛接触了不少新观念，听取其他一些绝顶聪明，但是看法未必总是正确的人物的见解。他们过于讲求在政治上不要有失误。哈佛大学坚决维护自由的风气，对于不同种族、文化和宗教之间是否有着遗传性的内在差别，学者们都不愿意表态或加以承认。他们相信人类都是平等的，社会只需要有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政府体制就能成功。他们太聪明了，叫我很难相信这些他们必须义不容辞地去宣扬的观点，也全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真诚想法。

　　我在餐桌上碰到的哈佛教员，个个思想敏锐，讲话风趣，即使意见不合也能激发我的思考。加尔布雷思是最牙尘嘴利的一个。在一次晚宴上，我遇见了基辛格。巧的是。当晚许多自由派美国人都大力抨击越战，我却抱着相反的看法。我说，东南亚的前途要维持非共，美国的立场至为重要。基辛格也为美国的干预行间辩护。他措辞谨慎，身处于鸽派人士当中，他小心翼翼，以免显得自己是鹰派分子。他慢条斯理地以那浓重的德国腔英语讲话。给我的印象是，他不是个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人。

　　不久后，尼克松政府宣布基辛格将出任国家安全顾问，当时他已经离开哈佛。那年12月飞回新加坡之前，我在纽约同他会面，鼓励他把对越南的政策贯彻始终。我希望拜会约翰逊总统。邦迪对我不是急着要见当选总统。而是要求会见前任总统感到意外。我说，尼克松需要时间部署班底，拟定议程，我可以在他安排好工作之后再去见他。我见到的约翰逊凄凉而消沉。他说，他已经孤注一掷地把一切全投进了越南。他的两个女婿都在武装部队里服务，双双被派往越南打仗，他的付出比谁都多。我离开时，留下他独自黯然神伤。

　　§毛泽东只有一生的时间

　　我下一次访问美国是在1969年，5月12日我拜会尼克松总统。1967年4月他曾经在新加坡同我见过面。他当时正在东南亚进行巡回访问，为翌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做好准备。他是个一丝不苟的思想家，对亚洲和世界事务非常在行，凡事都希望从宏观的角度来观察。我在办公室里回答他的提问，前后超过一个小时。当时正逢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巅峰期，他问我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新加坡惟一直接的消息来源，是从获准到中国东南沿海的广东和福建两省探亲的老一辈华人那里得到的。

　　据我们了解，毛泽东要改造中国。毛泽东要擦去旧中国，描绘一幅新中国。然而毛泽东却试图在瓷砖上镶嵌着的旧中国画面上画画，雨水一来，毛所描绘的画面就会被冲走，镶嵌在瓷砖上的旧画面又会重新浮现。毛泽东只有一生一世的时间。（好几年后，尼克松不再担任总统时，在自己的一部著作中引述了我说过的这番话。他也引述了我说过的有关日本人的话，认为他们有冲劲、有能力，并不是只会制造和出售半导体收音机而已。这时候，我才晓得他跟我一样，在进行了严肃的讨论之后，有做笔记的习惯。）

　　尼克松问起关于中美两国不和的问题。我告诉他，两国之间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或者根深蒂固的纠纷。中国最理所当然的敌人是苏联，两国有着一道长4000英里的共同边界，边境形势只是到近百年来才变得对中国不利，双方有大笔旧账要算。美中两国的边界线是人为的，就划在台湾海峡的海域上，这是暂时性的，会随着时间消失。

　　1969年我在华盛顿遇见尼克松的时候，他再向我提出有关中国的问题。我的基本分析是一样的。我当时不知道他已经集中精神，准备在中国问题上取得突破，借此增加同苏联对抗的筹码。

　　我们花最多时间讨论越南问题。他说，美国是个强盛富裕的大国，进行游击战的对手越南则是个落后、贫穷，几乎没有科技可言的国家。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已经投下了数十亿美元，32600名美国人丢了性命，20万人受伤。这场战争，美国人民和国会议员几乎竭尽所能，要求美国尽快撤离越南的压力一日比一日高涨。可是，美国撤退对南越人民、政府和军队的影响，对越南的东南亚邻国的影响，对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韩国和泰国等美国盟友的影响，甚至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他都非考虑不可。问题是美国的承诺到底可靠不可靠。尽管国会受到国内舆论的压力，他必须确保问题能以最好的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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