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110)_李光耀

一一〇

　　我已经表明立场，支持美国介人越南。1965年5月，新加坡仍然隶属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在孟买的一个亚洲社会主义领袖会议上，对一群左翼听众发表演说。那个时候，印度的立场中立，但是也抨击美国在越南采取行动。我告诉他们：“身为亚洲人，我们必须维护越南人民的民族自决权，维护他们不受欧洲人支配的自由和权利。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我们必须坚持，南越人民有权不受武装力量和组织性恐怖活动的压迫，以致最终被共产主义所淹没。因此，我们不得不寻求一个方案，先让南越人民有可能重新获得选择权。眼下他们要么只能选择成为共产党的阶下囚，要么是让美国的军事行动持续下去。”

　　我也多次在演说中强调，美国在越南进行干预，是在给东南亚国家争取时间，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必须充分利用这个时机，解决我们社会中存在的贫穷、失业和财富不均等问题。我并不知道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邦迪后来读了这篇演说。1966年3月，我第一次在办公室接见他。他向我保证，美国有意扮演静默的角色，不想在马来西亚驻军。美国料不到会在越战中越陷越深，如今并不想再插手干预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事务。

　　美国希望英军继续留驻马来西亚，一方面基于历史因素，一方面也为了更好地实行“分工”。他们会放手把政策的主要执行工作交由英国人处理，在欧洲列强当中，也只有英国能负起这个责任。马来西亚若是有意向美国寻求经济援助，美国会乐于帮助，不过将低调处理。

　　我问他，假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发生种族冲突，美国会有什么反应。他坚持美国不想分人。我强调，美国不应该认为所有海外华人都一个模样，是受中国共产党人操纵的一个大群体。如果美国政策把所有东南亚华人都看成潜在的大陆间谍，东南亚华人将别无选择，只好成为华族沙文主义者。他问起我对越南的看法。我说，要打赢这场仗，南越人的抵抗意志是关键因素，这个因素眼下却不存在。必须让南越人民信服，他们绝对有机会打赢这场仗。

　　1966年初，新加坡同意让越南的美国军人到新加坡来消遣娱乐。第一批100人于We年3月抵达，到郊区一座租来的公寓里住5天。此后，美军每周3次，由包租的泛美航空公司民用客机从西贡载来，每年大约有两万人，占当时新加坡总游客人数的7％。对我们来说，金钱的利益不大，却悄悄地表示新加坡支持美国在越南的行动。

　　1967年3月，我再跟邦迪见面。我开始信任他。他说话直率，不哗众取宠，穿着不讲究，我甚至发现他穿了有破洞的袜子。但是他在不动声色间却流露出十足的信心。他知道我一直极力要求英军留下来，那也是美国的政策。他向我保证，美国会继续在越南撑下去，美军至今取得的成绩令人鼓舞。他深信当时在野的共和党也拿不出其他办法，问题可能会变得非常棘手，但是约翰逊总统下了很大的决心，不会轻易放弃。因为美国深信他们在越南采取的行动，对东南亚的稳定有很大的贡献。

　　他邀我在深秋到华盛顿进行非正式访问，避开每年联合国大会开幕前后的人潮。我将有机会同他们的决策人员与其他政府人士会面和交流。我说，英军正准备撤离新加坡的基地，我在这个时候到美国去可能让人以为我害怕了。

　　1967年7月，邦迪又写信给我，提到伦敦有报道说，我可能让“对东南亚生活现实了解不足的工党国会议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我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访谈中，三言两语便直率地点出美国参与越战的重要性，他表示欢迎。他说，美国饱受新闻界抨击，声名狼藉，现在能有位不属于美附庸国的领袖挺身而出，站起来替美国这项不得人心的越南政策说话，让他们深感宽慰。邦迪建议我进行正式访问。英国防务白皮书才公布不久，拉贾拉南便得宣布我到华盛顿访问的消息，他对此感到不高兴，认为这会暴露我们的惶恐不安。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去了。邦迪要我在那一年访问华盛顿，必有他的道理。除了在1962年曾经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废除殖民地特别委员会会议之外，我就没再到过美国。

　　1967年以前，新加坡在华盛顿没有使节团，所以我匆匆忙忙到处找人上速成课，以便了解华盛顿时下的政治气候和主要政治人物的想法。我靠的是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高专员。我致函当时担任伦敦《泰晤士报》驻华盛顿通讯员的路易斯·赫伦。50年代他旅居新加坡时是我的好朋友。我所收集的所有资料当中，数他的最有价值。他是这么写的：“对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强国来说，除了苏联和中国，其他国家都是小国。相比之下，新加坡不过是个小娃娃。相信你不会介意我这样说。除了国务院辖下的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很少有人会留意新加坡。”

　　然而他也让我安心，认为主要因为我对越南局势所持的立场，让我“享有明智、理性、稳健的名声”。中央情报局事件所引起的纠纷已经过去。“美国面对的问题有三重：政府、国会和报章。后两者论事，往往只从东方相对于西方的肤浅角度看问题：你要不就是个共产党人，要不就跟美国站在一起。美国政府的角度就很不一样。天知道美国政府里傻瓜够多的了，可他们也有一流的人才。内阁以下的佼佼者有邦迪和他的一个副手，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巴内特，以及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罗斯托。”其他值得我注意的人物还包括巡回大使哈里曼，以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他“见闻广博，不作声却有影响力”。

　　赫伦简要地描绘了约翰逊，那是我同这位总统见面以前看到的最好的资料。“他是个怪人，老谋深算，善于操纵别人，有时候不择手段。话虽如此，我必须承认自己也是少数钦佩他的人之一，尽管我对他的钦佩是有所保留的。他有雄心壮志，要为国家谋求幸福，尤其为穷人和黑人谋求幸福……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也值得你信任。两人都很诚实，为人不错，按老式的说法，就是好人。”

　　1967年10月，我飞到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再续程到威廉斯堡，住进当地一栋修建过的房子，家具都是古典的，在威廉斯堡还是弗吉尼亚州首府的时期曾经流行过。他们带我和芝乘马车游览威廉斯堡。车夫是黑人，穿上历史性的古老服装。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迪斯尼乐园式”之游。第二天我们乘搭直升机直抵白宫。白宫礼宾官员事先交代，因为约翰逊总统的右手缠着绷带，握手时得握他的左手。后来我走下白宫草坪，接受仪仗队的隆重欢迎时，像个守规矩的重军似的握住了约翰逊的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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