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98)_李光耀

九八

　　同一年，索罗门·韦斯特·里奇韦·迪亚斯·班达拉奈克以新成立的斯里兰卡自由党党魁的身分竞选获胜，当上总理。他答应以僧林罗语为官方语言，立佛教为国教。他是一位揭种绅士，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徒家庭，受的是英文教育。他后来决定拥护土生居民保护主义，改信佛教，并成为僧伽罗语的捍卫者。这是锡兰四分五裂的开端。

　　当时的新加坡首席部长林有福，邀请我同班达拉奈克共进晚餐。班达拉奈克是一个矮小机灵的人，衣冠楚楚，谈话对答如流。他对自己获得占多数的僧枷罗族选民授权，要使锡兰成为更加拥护土生居民保护主义的社会，表现得雀跃万分。这是对“褐皮肤老爷”社会的反动。所谓“褐皮肤老爷”社会，指的是当地政治精英继承执政权后，效法英国人的一切，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

　　被班达拉奈克取代的前任总理约翰·科特拉瓦拉爵士每天早晨都骑马取乐。以僧枷罗语为官方语言，使贾夫纳泰米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处于不利的地位。把佛教提升为国教导致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以及信奉基督教的荷兰殖民者的后裔（荷兰人和当地人通婚的后裔），惴惴不安。这一切他似乎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和历史上的好运让锡兰享有太平，因而仅有2.5％的预算是花在防务上。到了80年代末，为了镇压贾夫纳泰米尔人的叛乱，锡兰把超过一半的预算花费在军火和防卫部队上，不知道他对此又有什么话说。

　　锡兰曾经是英国的共和联邦模范国，独立道路经过精心的铺设。它的战后人口不到1000万，属于人口中等的理想国家。相比之下，锡兰的教育水平比较高，在科伦坡和康提有两所以英文教学的杰出大学，公务员以当地人为主。代议政体方面，它早在30年代就有市政会选举。锡兰在1948年独立，成了渐进式的独立的典型例子。

　　然而天啊，结果却事与愿违。我在历年的访问中，看着一个原本前途无量的国家逐渐走向没落。一人一票制没有解决基本的问题，占人口多数的大约800万名僧伽罗人，随时可以轻而易举地以多数票击败200万名贾夫纳泰米尔人。官方语言从英语转为僧伽罗语使泰米尔人吃亏。它原本是个没有官方宗教的国家，僧伽罗人现在却把佛教奉为国教。身为印度教徒，泰米尔人感到被剥夺得一无所有。

　　1996年10月，我参加了一个在伦敦召开的总理会议，归途中到科伦坡访问并会见了达德利。森纳那亚克总理。他是一位性情温和，甚至可以说是个逆来顺受，带有点宿命论思想的年长者。我们在前皇家科伦坡高尔夫球场打球时，他为平坦的球道被贫民的住房和牛羊侵占道歉。他说，有了民主和选举，这种情况在所难免；他无法提出充足的理由以便在城市中央保留这些青葱的空地。他安排我乘火车前往曾经景色怡人的山间避暑胜地努沃勒埃利耶。我上了很有启发性的一课，洞悉独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火车上（特别车厢）的食物足以把人毒死。那些螃蟹严重腐烂，发出阵阵恶臭，我立刻跑到厕所去把它吐个精光。

　　他曾经担任牛津大学俱乐部的会长，说话一字一句似乎还停留在俱乐部辩论学会中那段辩论的日子。三年后，他被一个佛教僧侣暗杀，我并不感到惊讶，只是觉得事情非常具有讽刺性：暗杀他的竟是一个佛教僧侣，原因是政府在立佛教为国教方面进度缓慢，那个僧侣因此感到不满。

　　在接下来的选举中，他的遗孀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凭同情票当上总理。结果证明，她口才虽然没那么流利，作风却强硬得多。1970年8月，我在锡兰见到的班达拉奈克夫人，是个坚毅并且信奉了不结盟思想的女性。锡兰主张美军全部撤离南越、老挝和柬埔寨，主张印度洋地区成为一个无核武、无强国纷争的地区。我年纪较轻，耐心地向她解释自己跟她不太相同的外交政策目标。

　　我解释说，南越如果落人共产党手里，不但柬埔寨、老挝、泰国三国，新加坡也将受到严重的威胁。叛乱活动将蔓延到马来西亚，给新加坡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我们无法接受锡兰主张的那种高尚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会对我们的未来产生很大的影响。本区域其他强国——中国和日本来日将加强它们的海军实力。因此，新加坡觉得有必要继续维持五国联防协议，这将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

　　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侄儿费利克斯。班达拉奈克是她在国际事务上的后台人物。此人聪明有余而功力不足。在努沃勒埃利耶，我下榻坐落在山中的前英国总督官邸。总督官邸已荒废失修，它以前一定保养得很好，花园里种满玫瑰（还有一些残留着），就像一片英式林地。在海拔5000英尺高处的总督官邸非常凉爽。我在曾经非常漂亮的高尔夫球场打球。跟科伦坡的高尔夫球场一样，这个球场也被贫民的住房和牛羊侵占了。

　　用晚餐时，一位学识渊博却愁容满面的僧伽罗长者向我解释说，在推行民选制度的情况下，锡兰国内所发生的一切是无可避免的。僧伽罗人要成为老大，他们要从英国人手里接过茶园和椰园的管理权，要从泰米尔人手中夺过高级公务员的控制权。他们不得不上演推崇僧伽罗语为官方语言的悲剧，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把一切从英语翻译成僧林罗语和泰米尔语，过程又慢又累赘。大学里用三种语言教学：僧伽罗语用来教多数学生，泰米尔语教贾夫纳泰米尔学生，英语教荷兰人的后裔。我问过康提大学的校长，三个接受三种不同语文源流教育的工程师要怎么合作建造一座桥梁。对方是荷兰人的后裔，系了一条剑桥的领带，好让我看清楚他是一位真正的博士。他回答说：“先生，那是一个政治问题，有待部长们来回答。”

　　我问起书本的问题，他回答说，基本的教科书从英语翻译成僧林罗语和泰米尔语，书本印好的时候，总是迟了三四个版次。茶园的状况看了令人心寒。被提升挑起茶园管理大梁的当地人无法跟从前的英籍经理比美。少了严格的纪律，采茶工人采的不只是幼嫩的茶叶，连沏不出好茶的老茶叶也照采不误。他们的椰园也不能幸免。那位僧伽罗老先生说，这是人民学习如何治理国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过后多年，我不曾再访问锡兰，一直到1978年，在悉尼召开的共和联邦政府首脑区域会议上，我同他们新上任的总理朱尼厄斯。理查德。杰耶华德纳见面为止。前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已经于1972年，把国家的名字从锡兰改为斯里兰卡，建立了共和国。这些变化没有改善锡兰的际遇。当地茶叶依然打着锡兰茶的招牌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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