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92)_李光耀

九二

　　基廷在1999年9月同我会面时，他预测澳大利亚会被卷入同印尼之间的一场长期纠纷。他还说，霍华德写给哈比比的信，将会使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澳印友好关系付诸东流，包括两国关系达到巅峰时同苏哈托签署的1995年安全协议。如他所料，印尼在1999年9月16日联合国安理会批准成立多国部队次日，把协议撕毁。

　　东帝汶的局势发展是由澳大利亚媒体和大众情绪、美国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国会助手、葡萄牙政府的关系，以及欧盟在每次国际聚会上都向印尼施压这些方面加起来推动演变而成的。他们对印尼不断苦苦纠缠，咄咄逼人，使印尼在每个国际论坛上都摆脱不了这个问题。哈比比以为自己的建议能帮忙解除这个包袱，问题就在于无论是澳大利亚、欧盟或美国，大家都不曾要求或希望东帝汶独立。哈比比根本没有想到，他亲手把只会引向独立的投票方案送上门，就这一点，印尼民族主义派人士将永远都不会原谅他。

　　姑且不论提出东帝汶自决方案是否明智，澳大利亚率领多国部队进入东帝汶以阻止惨绝人寰的罪行却是正确的做法。虽然没有一个亚洲领袖在澳大利亚率领多国部队进入东帝汶的时候加以声援，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澳大利亚是在挽救凶险的局势，使它不致进一步恶化。这次的行动使澳大利亚付出重大的政治和经济代价，这是一个本区域国家都不敢担当的任务。但是，东帝汶会走上投票成立独立国的道路，澳大利亚是有责任的，如果它不采取行动，必会招致邻国的鄙视。事实证明，科斯格罗夫少将指挥多国部队的手法沉着而坚定，使本区域多名领袖暗自起敬。正如所料，印尼群众天天在澳大利亚驻雅加达大使馆外示威抗议。在印尼大小城镇工作的澳大利亚公民不得不疏散。

　　看着东帝汶危机一步步在演变，我被深深地吸引住。霍华德和唐纳是根据哈比比的反应而制定政策的。哈比比为了要说服印尼人民重新推选他当总统，采用的办法就是向众人证明：国际领袖如霍华德在民主和改革方面给予他高度的评价。澳大利亚领袖忽略了哈比比必须应付的强大压力，那是埋葬在东帝汶的5000多个印尼士兵的坟墓；由印尼国军退役军官瓜分的大片咖啡园和其他农作物园丘；军方高级将领对东帝汶独立可能激发亚齐等省份的分离主义运动进一步加剧的忧虑。

　　哈比比没能力做到放弃东帝汶而不招引严重的后果。我早料到民兵会不择手段地去影响投票结果。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在全民投票结果揭晓后到多国部队抵达的两个星期内，有组织地将整个国家摧毁了。印尼国军不应该任怕他们胡来，不过话说回来，在这之前已经发生过许多同样有违常理的事情，因此新加坡同其他东盟国家一样，对东帝汶课题采取了避之则吉的对策。

　　10月13日当他的身分还是总统候选人时，阿都拉曼。瓦希德说，澳大利亚一直在“羞辱我们”，并且建议冻结印澳关系。但是在当选总统十天后，瓦希德却说：“如果澳大利亚需要一个拥有2.亿人口的国家接受它，我们会敞开胸怀相迎。他们要分道扬镳的话，也没有关系。”可见澳大利亚大使在这期间下了不少苦功，所以印尼当局的谈话还算客气，不过两国关系要恢复到像这场危机之前的一样，恐怕还要一段时间。

　　澳大利亚在这场亚洲危机中经历了火的洗礼。霍华德总理或许不了解跟一个过渡总统如哈比比打交道的危险，但是到了关键时刻，他的表现不失澳大利亚总理的身分。在澳大利亚媒体和公众的大力支持下，尽管东帝汶民兵恫言要使澳大利亚人员0蒙受死伤，他还是派遣澳大利亚部队率领联合国多国部队进入东帝汶。这些事件进一步确定了很明显的一件事：澳大利亚的命运同亚洲联系得更加紧密，更甚于它跟英国或欧洲的联系。

　　惠特兰当上总理之后，我和他头一次碰面是于1973年在握太华举行的共和联邦首脑会议上。惠特兰长得相貌堂堂，这一点他很清楚，也很在意。他能机敏地和别人对答如流，但是容易冲动急躁。他得意地向济济一堂的各国领袖宣称，他已改变了诸多约束的澳大利亚移民政策。他指出在澳大利亚完成大学教育的学生，毕业之后不需要离开澳大利亚。我就这个“新视野政策”把他奚落了一番，指出他只接受有一技之长和从事专业工作的亚洲移民；这将给新加坡和其他贫苦的亚洲邻国带来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这下子把他给气得七窍生烟。

　　惠特兰也突然宣布将改变施政方针，他要使澳大利亚成为本区域的“好邻居”，成为亚非国家的“好朋友”。我举出澳大利亚限制外国人口衬衫的数额和新加坡航空公司班机通航权等例子，对他所言提出挑战。他以为我故意不把他放在眼里，于是说话时变得很尖刻。但他毕竟是一个新手，会议桌周围有我多位老友——英国的希思、加拿大的特鲁多、新西兰的柯克、坦桑尼亚的朱利叶斯。尼雷尔、巴巴多斯的埃罗尔。巴罗等，他们都为我的论点辩护。结果，在西萨摩亚、汤加和斐济的支持下，新西兰总理柯克的讲话在南太平洋各国当中变成最具代表性。

　　接着惠特兰公开抨击我，他说新加坡人口有一大群是华族，所以苏联船只不会到新加坡来。结果苏联立刻调遣4艘苏联供应舰到新加坡进行修理，试探我们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新加坡人。我回应惠特兰说，这种刺激苏联的做法不容有第二次，否则下回他们派来的将会是一艘导弹驱逐舰或核子潜水艇。

　　从东京返回新加坡后获悉，澳大利亚驻联合国代表促请联合国难民事务最高专员，以人道理由要求新加坡让大约8000名乘坐多艘小船前来的越南难民上岸。我在次日，即1973年5月24日，召见澳大利亚最高专员。我告诉他这么做太不友善了。难民一上了岸就休想要他们离开。对方解释说，澳大利亚准备从8000个船民中，收留大约65个在澳大利亚受过教育的难民，惟有让他们上岸，他才能分辨那65到100个澳大利亚准备收留的对象。

　　我质问他，剩余的那些已经上岸却绝不肯回到船上的难民过后应该怎么处理。他含含糊糊地答复。我坦言他的行径显示了当时的澳大利亚政府对新加坡并不友善。澳大利亚总理惠特兰为了这个难民问题，在堪培拉的一个接待会上，有欠公道地教训了新加坡驻澳大利亚最高专员公署的第二号人物。惠特兰根本没受什么委屈，我准备揭穿他的所作所为，让世人看到自称亚非旧人的惠特兰有多虚伪。澳大利亚最高专员当场尴尬得直冒汗。我们始终不允许难民潮涌上岸来，最后收留了150个渔民和他们的家属，让其他难民继续漂流到印尼，有些漂到了澳大利亚。

　　那个时候，新澳双方都承受相当大的压力，所以才会发生友国之间针锋相对的局面。美国撤离越南和越南船民集体流亡两起事件的震撼力太大了。澳大利亚总督在1975年11月以违反宪法之类的理由将惠特兰革职，让人松了一口气。弗雷泽受委组织看守政府筹备大选，结果他在选举中大胜。

　　即使以澳大利亚人的尺度来衡量，弗雷泽也是高大魁梧的。我在他担任戈顿的国防部长时认识他。1976年1月中旬，趁在吉隆坡出席敦拉扎克葬礼见面的机会，我同他讨论澳大利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部署军队的问题。他表示没有考虑过要完全撤军，最后决定把几个中队的幻影型战斗轰炸机中队和猎户座型侦察机留在北海。对于安全和稳定，弗雷泽态度求实，加上他那种不轻易放弃的坚毅性格，让我更加放心。

　　在我的鼓励下，弗雷泽在1982年同马哈蒂尔首相会面。马哈蒂尔说，越南外长阮基石公开表明，若有需要，他准备为苏联军队提供越南基地；马来西亚要是拆除供外国部队使用的基地，那将是愚蠢的。如果澳军愿意留下来，马来西亚绝对没有异议，他们要离开的话，马来西亚也没有办法。弗雷泽这下子满意了，并把战机留在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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