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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每一次会议有大半时间都在讨论罗得西亚和种族隔离政策。有大部分内容除非翻查会议记录,否则根本记不起当时有什么大课题曾经引起各国领袖的争论。不过每届会议都留给我一些难忘的讨论会小插曲或谈话片段。我还记得1973年在渥太华主持会议的杜鲁道总理。他是加拿大籍的法国后裔,不但精通双语,连表情也能在两语交替使用之间转变自如。他告诉我,他的母亲是爱尔兰人,父亲是法国人。

  特鲁多头脑敏锐,口才也一流。我在他的记者会上留意到他如何从英语转用法语时,一举手,一投足,还有脸上的表情都变得那么富有法国韵味,我心里实在钦佩。他是名副其实的双语与双元文化的加拿大人。他相当怜悯不幸的人,总愿意帮他们一把,不过,当他认为我们有能力负担学费而决定削减给予新加坡学生的加拿大奖学金时,倒是相当无情的。

  渥太华会议上另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人,是领导东巴基斯坦反抗巴基斯坦,从而建立起孟加拉独立国的英雄谢赫。穆吉布。拉赫曼总理。他搭乘私人客机,气派非凡地抵达握太华。我在握太华机场降落时,看到一架波音707客机停放在那里,上面印着孟加拉的字眼。当我离开时,客机还留在原地,空置了八天,白白浪费,没有一点收入。我们离开酒店到机场的时候,工作人员把大包小包的行李装人两辆大货车,准备送上这架孟加拉客机。穆吉布。拉赫曼在会上呼吁各国向他的国家伸出援助之手。任何公关公司都会劝他不要把专机停放在握太华机场0的停机坪上整整八天。那时候流行第三世界较大国家的领袖用旧己的专机旅行。

  在会议桌上,每个领袖都是平等的,但是重量0级国家的领袖乘大型私人专机来,将显示他们高人一等。英国人乘坐的是VC10型和彗星型飞机,加拿大人则乘坐波音客机。澳大利亚在1979年马尔科姆。弗雷泽政府为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添购一架波音707客机后,也加入了这个特选行列。当时经济情况较好的非洲国家,如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他们的总统也有专机。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以贫困的一面打动世人的心,让大家看到他们迫切需要援助。新加坡驻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常任代表解释说,国家越穷,它的代表团给他们的领导人租用的卡迪拉克轿车越大。因此我安于乘坐普通的商用客机,借此为新加坡保住多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条件。不过,到叨年代中期,我们请求世界银行不要把新加坡改列为“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结果被回绝。我旅行省吃俭用也徒然,新加坡丧失了一切发展中国家所享有的优惠待遇。

  1975年4月,牙买加总理迈克尔。曼利在金斯敦神气地担任起会议主席。他是一个肤色较浅的西印度群岛岛民,讲话语惊四座,但是我觉得他的想法不切实际。他主张“重新分配世界财富”。他的国家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岛国,面积达2000平方英里,中央地带有几座山种满咖啡和其他亚热带作物。这里有美国人兴建用来避寒的漂亮度假屋。他们有悠闲生活的文化,人民很爱唱歌跳舞,说起话来头头是道,跳起舞来浑身是劲,喝起酒来个个海量,但是刻苦耐劳的精神早已随着奴隶制度一起被淘汰。

  有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和芝走出用来开会的酒店和四周用铁栏杆圈起的范围,徒步游览这个城市。一辆车子经过,停了下来,驾车的男子喊道:“李先生,李先生,等等我。”一个口操加勒比海英语的当地华人上前来对我说:“你可不能忘记我们。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很苦。”他递上名片,原来是个房地产经纪人。有许多专业人士和商人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把房子和办公室交给他变卖。他在当地的电视节目上见过我并急于跟我谈话。

  当地华族、印度族,甚至是黑人专业人士都觉得在迈克尔·曼利领导的左翼社会主义政府统治下没有前途,政府推行的政策是在毁灭国家。我问他打算怎么办。他不是专业人士,不能离开,否则他会离乡背井。不过,等这些大房子都卖掉,房地产生意所剩无几,到时他或许还是得走的。我祝他好运,并中断我们的谈话。我发现几个负责盯着我的牙买加黑人保安人员的身势语言开始变得不友善。从此以后,我阅读牙买加的新闻时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1977年7月,为了纪念英女王登基25周年,共和联邦在伦敦召开会议。各国同英国的关系今非昔比。英国经济再也不像从前那么强盛,甚至,丹尼斯。希利在1976年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手解救英国。我和芝在唐宁街10号排队等候在访客名册上签名,准备接着从后花园前往观赏女王的生日游行庆典。我记得我排在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后头。一名英国准尉递上笔来,法座大人他不用,反掏出自己的笔来签名,然后离去。我一面签名一面对那名准尉说:“大主教是用红色笔签名的。”对方回答:“跟他血腥的双手一样红。”那名准尉曾在英军被迫镇压塞浦路斯民族主义分子的那段流血日子里,在当地执行任务。塞国民族主义分子当时决心把英国人赶出去,同希腊进行统一。

  我在1979年第三次踏上卢萨卡的土地。第一次是在1964年巡回访问非洲17个首都的时候;第二次在1970年,当时是为了出席不结盟运动峰会。赞比亚的经济自1970年起便一步步衰退。当局在政府大厦招待我们。1964年我在这里住过,当时是英国最后一任总督的宾客。大厦已失去昔日的光彩,周围的鹿和奇异飞禽都少了,主楼本身少了英国殖民地政府建筑的整洁外表。我们住在散布于会议厅四周的度假屋,是1970年出席不结盟峰会时下榻的同一批建筑。会议厅是南斯拉夫替同为不结盟运动成员的赞比亚建造的。会议厅和度假屋自1970年以来便不常用,这一点显露无遗。不过当地政府刚刚大手笔把它们重新粉刷过,用西班牙空运来的家具加以布置。

  度假屋的饮食糟透了。他们训练年纪轻轻的学生掌厨。我们厨子的全部菜单如下:早餐是腌肉和鸡蛋,或只有半生熟鸡蛋;午餐煮牛扒;晚餐也是牛扒。烈酒和葡萄酒倒是很多,供过于求。

  当地什么东西都缺乏,商店里空空荡荡。他们没有进口的厕所用品,本国货也不多。芝看到一些妇女排队买必需品。她惟一买到的纪念品是一颗孔雀石蛋,这提醒了我们:赞比亚是单一商品的经济体,只生产铜,而铜价跟不上石油和其他进口产品的价格。他们没有外汇,本国货币正迅速贬值。卡翁达总统最关心的是政治——黑人对白人的政治,不是赞比亚取得增长的经济因素。卡翁达的总统宝座一直维持到90年代,然后他举行了一场公平的选举——这一点倒值得赞扬,最后以失败告终。卡翁达下台后,赞比亚人民的命运不见得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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