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76)_李光耀

七六

　　※19、东盟的未来

　　到了80年代中期，东盟作为理性的第三世界组织的声誉日隆，逐渐成为发展中世界最有活力的区域组织……东盟定期对话的对象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始，接着是日本、美国和西欧国家。东盟逐渐发展成一个深具凝聚力又能贯彻始终的组织。对主要课题也采取一致的立场。越来越多国家要求成为东盟常年会议的对话伙伴，讨论政治和经济课题。但是成员国都知道在经济合作方面的进展将会非常缓慢。我们之所以联合起来，主要是出于政治考量，就是为了寻求稳定与安全。东盟的成立固然成功地加强了区域的安全与稳定的意识，实质的有形的进展却一如先前所料，没有多大作为。1972年4月，我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五届东盟外长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提醒大家，东盟拟议的合作项目之多，同最后真正落实的寥寥几个项目，在数量上根本不成正比。我们每年总会提出约一两百个建议，最终付诸实行的往往只有区区十几二十个。

　　1975年4月底，西贡沦陷。东盟必须更有效地发展经济，以减少国内的不满情绪。1975年9月，在巴厘岛同苏哈托进行双边会谈时，我尝试说服他在印尼主持的第一届东盟峰会上为东盟制订经济目标，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从每个成员国在一些选定的项目上减少10％关税做起，最终把东盟发展成自由贸易区。我以为他支持这个意见。为了让这次峰会取得成功，我们同意集中讨论一些能够凸显区域团结的课题，“而把可能引起分歧的争论点搁置一边。

　　苏哈托的亲信莫托波后来告诉我们的大使李炯才，苏哈托同我见过面后，受到技术官僚力阻，劝他不要接受自由贸易。自由贸易让人联想起一个谁都可以参与的自由竞争，印尼将在这场竞争中成为其他东盟国家货品的倾销市场，反而不利于自己的工业化进程。

　　不过，从政治上说，1976年2月在巴厘岛举行的峰会却是成功的，东盟在一个极度不安定的时刻展示了团结精神。对印尼这个东道国来说，这次峰会还有个额外收获。峰会是在印尼占领东帝汶而引发危机后紧接着举行的，它有助于改善苏哈托的国际地位。只是苏哈托在这些正式的峰会上往往深感不自在。他只会说印尼语，无法用英语流畅自如地同别人交流。他比较喜欢双边会谈，这么一来他就能够用印尼语侃侃而谈，眉飞色舞。到80年代末期，他已能用一些英语词汇和短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第二次峰会于1977年在吉隆坡举行，我再次看出他的不自在。所以下一届峰会要在隔了10年之后，才于1987年在马尼拉召开。轮到新加坡主办峰会时，那已是1992年了，当时我已不是总理，所以没有参加。

　　虽然我们没能成功降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税，但是，东盟各国部长和官员之间定期而频繁的会议，使得个人和合作关系更加密切。这种良好关系，有助于使双边问题在演变成外交部之间正式照会以前，就先通过非正式途径解决。官员和部长们建立起某种工作方式，使争端即使没能获得解决，也不会公开加以宣扬，大家都逐渐养成一种合作的态度。他们总会在见面协商时打高尔夫球，在挥杆间互探对方的观点和建议，即使意见被推翻也不在正式会谈时出现争执冲突的情况。他们也会在晚宴后一起唱歌，每个部长都有义务引吭高歌一曲家乡歌谣。

　　新加坡的部长们在国内没有公开演唱的习惯，总是觉得难为情。菲律宾人、泰国人和印尼人则都是天生的表演家，唱歌原本就是他们竞选活动中少不了的一环。外国使节恐怕要觉得这种活动毫无意义可言。事实上，这种活动对消除隔阂是必要的。我们这些在地缘上靠得这么近的邻居，实则形同陌生人，毕竟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殖民统治的不同势力范围把我们隔离开来，互不来往。正是通过这些定期的会晤协商，通过这些在议程中同等重要的商务和消闲活动，才养成相互合作、彼此妥协的习惯。东盟官员总会设法避免发生冲突，以寻求共识为目标。即使无法达成共识，也必会寻求妥协原诺相互合作。

　　东盟成员国在面对发达国家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齐心协力。同美国人、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欧洲人以及日本人协商时，我们认识到政治合作的重要性。对这些工业国来说，他们比较喜欢以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同东盟的关系。他们鼓励东盟在一些国际论坛上采取理性而温和的立场，争取实际的成果。他们也希望其他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集团能效仿东盟的务实做法。

　　一个例子可以反映出东盟组织对成员国的重要性。1978年10月，澳大利亚尝试改变民航条例，宣布了新的澳大利亚国际民航政策，在新政策下，只有昆达上航空公司和英国航空公司的客机能够在澳英之间往来载客直航终点，而且机票格外便宜。中间站如新加坡和其他东盟国家的首都，则被排除在外。因为直达机票以特价销售，乘客不能途中停留。澳大利亚人也打算减少作为中间站的东盟国家的航空公司的载客量，并且削减新加坡航空公司来往澳大利亚和英国之间的班次。他们也不准泰国航空公司。

　　印尼人因为对澳大利亚官员的傲慢态度感到愤怒，恫言如果澳大利亚人坚持实行新国际民航政策，印尼将不允许澳大利亚飞机飞人印尼领空。澳大利亚外长皮科克为了缓和情况，专程访问新加坡。澳大利亚后来同意让新航维持原来飞往澳大利亚的载客量和航班，也允许其他东盟航空公司增加载客量。团结就是力量，在这次事件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1978到1991年之间，越南占领柬埔寨，使东盟的团结面临严峻考验。越南人在1978年12月25日攻入柬埔寨后，拉贾拉南身为新加坡外长，主动提出于1979年1月12日在曼谷召开东盟外长特别会议。在一份联合声明中，东盟外长同声谴责越南的侵略行为，呼吁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而后，当越南继续向柬埔寨挺进直逼泰国边界时，形势益发危急，直至于1979年2月中国自卫反击战打响，才稳住了局势。但是在这之后，问题却在于如何制止由越南人在金边一手扶植的韩桑林政权，强行把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政府逐出联合国。红色高棉灭绝自己族人的行为引起了全世界的深恶痛绝，但是要想不让越南人的傀儡政权受到国际承认的话，除了支持红色高棉政府，我们别无选择。

　　拉贾拉南是个天生的社会改革运动斗士。越南侵人柬埔寨，给了他一个很好的理由发挥他的理想主义。他写了强而有力的备忘录，传送给不结盟国家，详细说明越南这个东南亚的普鲁士怎么欺人太甚，对国土面积还不及越南十分之一、柔弱温和的柬埔寨人怎么地极尽蹂躏和欺压。拉贾拉南的性格讨人喜欢，既不傲也不畏缩，总是友善热情、诚意十足。他所做的努力，使身在纽约的许通美，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大使和官员，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会议上更理直气壮地争取支持，反对越南。最难得的是，拉贾拉南还能同时做到不让印尼外长莫达感到难堪。莫达奉了总统之命，不孤立越南，因为苏哈托希望有个强大的越南，足以抵御中国向南扩张势力。拉贾拉南和马来西亚外长利道了双双劝服莫达，至少不反对泰国的政策，避免影响东盟的凝聚力。孤立越南的政策持续了整整10年，拉贾拉南在这段期间可说是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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