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69)_李光耀

六九

　　峰会顺利结束，没有发生事故。我们都希望在科拉松政府四面楚歌，风声鹤呖之际，展示对她的政府的全力支持，借此使局面安定下来。各国显示了对菲律宾有信心也无济于事。政变企图变本加厉，影响外资的流入，也严重打击了就业机会，叫人惋惜。菲律宾拥有许多在国内和美国受教育的人才，他们的员工都能说英语，至少在马尼拉是如此。菲律宾没有理由无法成为东盟比较成功的国家之一。在五六十年代，因为美国慷慨资助菲律宾战后的重建工作，菲律宾曾是本区域最发达的国家。但它总是缺了些什么——一种能把社会凝聚起来的胶体。属于精英阶层的混血儿，对待菲律宾的土著，就如同拉丁美洲大庄园的西班牙混血儿对待他们的奴隶一样，高高在上。他们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居高位者极其骄奢淫逸，农民生活却捉襟见肘。在菲律宾生活尤其不好过。他们没有土地，只能在甘蔗园和椰园里工作。教会不鼓励节育，他们生了许多孩子，结果贫穷加剧。

　　谁都看得出来，没有美国大力给予援助，菲律宾不可能起飞。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同情菲律宾的处境，想拉他们一把，但是他清楚地向我表示，如果东盟也肯做出贡献以示支持菲律宾，美国会更好办事。美国不愿意把菲律宾这个不是自家的问题独揽上身。舒尔茨希望东盟扮演更显著的角色，好让美国总统在国会中较容易拉票。我说服舒尔茨在1988年里根总统第二个任期结束前展开援助计划，他做到了。有关各方为这项多边援助计划（菲律宾援助计划）进行了两次会谈：第一次于1989年在东京召开，捐助国答应捐出援助金35亿美元；第M次于1991年布什执政期间，在香港召开，各国承诺的援助金达140亿美元。尽管如此，菲律宾的局面动荡却始终没有平息，造成捐助国踌躇不前，拖延落实援助计划。

　　科拉松的继承人是她所支持的拉莫斯。拉莫斯总统做事比较实际，也使国家在较大程度上恢复稳定。我在1992年11月拜会拉莫斯，并在第18届菲律宾商业研讨会上发表演讲说：“我不相信民主就必定带来发展。一个国家对纪律建设的需要远比民主建设更为迫切。”拉莫斯总统私下同意我的看法，认为英国式国会的宪法制度，其实更能有效地运作，因为议会中的多数党也是政府。但对外他却必须唱反调。

　　拉莫斯明知以纯美国式分权制度治国，终究要面对很多困难。菲律宾上议院已经推翻科拉松要保留美国基地的建议。菲律宾有肆无忌惮的新闻媒体，却无力抑制国内的贪污歪风。个别新闻记者可以被收买，许多法官同样可以被收买。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出了严重的乱子。数以百万计的菲籍男女被迫离乡背井，去干远低于自己教育程度的工作。受聘到新加坡工作的菲籍专业人士绝不比我们的本土人才逊色。他们的建筑师、艺术家、音乐家比新加坡人才更有艺术修养和创意。

　　成千上万的菲律宾人选择到夏威夷或美国大陆去谋生。这肯定是个问题，但是采用菲律宾版本的美国式宪法，并未使问题的解决方法变得更容易。两者的差别在于菲律宾人的文化。那是一种宽恕待人的温和文化。像马科斯这种敛财窃国超过20年的领袖，死后还会有人考虑给他举行国葬，这种事情只有在菲律宾才会发生。至今起回的不义之财微不足道，他的遗孀和孩子却能获准回国参政。凭着厚实的资产，他们给胜券在握的总统和国会候选人撑腰。

　　1998年大选，约瑟夫·埃斯特拉达当选总统之后，他们再度成为政治舞台和社交场合的焦点人物。阿基诺遭暗杀时负责保安事务的武装部队总司令费维安。弗尔上将，1986年随马科斯逃离菲律宾，后来在曼谷去世，埃斯特拉达政府为他举行了军队葬礼。菲律宾报纸《今日》在1998年11月22日发表一篇文章写道：“弗尔、马科斯和其他官员欺骗、折磨和掠夺百姓，使国家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长达20年。

　　未来十年，马科斯的朋党和直系亲属将静悄悄地一个接一个回到这个国家——每次总会引起公众的憎恶和愤慨，但是他们证明了有钱能使鬼推磨，厚脸皮则像铜墙铁壁。”有一些菲律宾人的言论笔锋充满澎湃的感情。如果他们能在思想感情上引起国内精英的共鸣并付诸行动，还有什么事情难得倒他们？

　　同文莱苏丹多年深交50年代中期当执业律师期间到文莱出庭办案时，我看到的是一个气氛祥和，以丰富的石油资源致富的苏丹王国。

　　1960年8月，文莱苏丹奥玛。阿里。赛义夫丁爵士邀请我以总理的身分，跟新加坡自治邦元首尤索夫一同出席他的生日庆祝会。他沉默寡言，说话声音很轻，脸上总露出友善、吸引人的微笑。他朋友不多认识他的人几乎都只想染指他的财富。1962年和1963年间，我在伦敦谈判建立马来西亚的条件时，曾经和他见过好几次面。对文莱加入马来西亚的前景他总是感到不自在。原有的石油收入，大部分将归联邦政府所有，东姑向来对他特别关照，这种情形在文莱加入马来西亚之后还会不会持续，他可没有信心，毕竟他将只是马来西亚众多苏丹当中的一位而已。我向他阐明新加坡愿意加入马来西亚的原因，但是留待他自己做出最后的决定。尽管身边的法律顾问不少，他最终还是做了政治上的决定，置身事外。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个明智的决定。1963年以后，英军继续留驻，直至1984年2月让文莱独立为止。

　　新马分家后，奥玛爵士有一次来到新加坡访问，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容，小胡子抽动着，眼珠子闪烁着，他对我说：“你们现在跟文莱没两样，对你们来说可是件好事。”说得没错，新加坡和文莱确实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同是弹丸小国，四周却都围绕着大国。我并不贪图苏丹的财富，也从未向他借过钱，只在他问起的时候提供意见和看法，因此深得他的信任。

　　1967年，马来西亚解散共有的货币局后，货币局原班成员马、新、文都同意，三地新货币可按票面币值对等互换。这项协议后来在1973年取消，而文莱老苏丹却决定继续维持同新元之间的协议——按票面币值对等互换。他和本区域其他苏丹完全不一样，他最节俭。他为文莱建立了严格理财的概念，开始累积大笔资产，并交由设于伦敦的皇室代理局管理。

　　英国政府频频施压，要他推行宪制改革，落实民主。对此他采取了缓兵之计。1967年，他传位给当时正在英国桑赫斯特陆车军官学校受训的长子哈桑纳尔。波基亚。自己则花很多时间暗出谋划如何延长英国对文莱的保护期。他拒绝同马印有任何牵连。他不信任印尼，因为印尼支持文莱人民党主席阿扎哈里，这仅反对党领袖曾在1962年12月策动群众造反。他对马来西亚存有戒心，是由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暂时调派到文莱工作的马来西亚官员，摆出高人一等的姿态，视当地的官员为乡下佬。基于这点我非常谨慎，避免借调新加坡官员到文莱。即使迫不得已必须这么做时，也得确保有关人员上任前接受清楚的指示，要客气有礼地对待当地官员。

　　1979年3月，在一次私人会议上，我吁请前苏丹奥玛爵士，也就是退位后的斯里巴加湾，在文莱正式于1984年独立自主以前靠拢东盟。我告诉他印尼总统苏哈托和马来西亚首相胡先翁，对文莱都很友善，不会排斥。他同意考虑让文莱以观察员的身分加入东盟，却一直未有实际行动。我向他解释，世界早已变了样。奥玛爵士一直死心塌地相信英国始终会在文莱背后给予支持，不愿意承认英国的情况已今非昔比，如今英国根本没有什么海军或空军特种部队能随时出动拯救文莱。

　　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期间，到新加坡访问的英国部长总爱向我提起文莱的课题。撒切尔夫人领导的政府希望说服文莱苏丹举行选举，建立更现代化的君主政权，进而独立自主，好结束英国保护的制度。我尽所能敦促斯里巴加湾奥玛爵士和苏丹跟着时代前进，但是两人不为所动。英国政府终于做出决定，无论文莱能不能建立代议制政府，它都必须为自己的将来负起责任。英国仍会提供支援，协助文莱抵御外来的威胁。他们保留一营辜加兵驻守当地，不过军队开支由文莱自行承担。

　　我也在1979年吁请刚担任撒切尔夫人政府外长的卡林顿勋爵坚持立场，即使驻文莱的英国官员要求延长逗留期也不能软化。他们留着不走的话，只会使几乎都是在英国受过教育的文莱官员，继续被剥夺吸取经验自行管理国家的机会。在那次会谈后，政策有了显著的改变。到1984年文莱正式独立时，几乎所有高级职位都由土生土长的文莱人担任了。

　　1980年，我曾向苏哈托总统提及让文莱在独立后加入东盟。的可能性。苏哈托表示如果文莱愿意加入，他一定欢迎。我接着劝请苏丹除了考虑他父亲的看法，还要考虑其他观点，不要小看东盟的重要性，并敦促他多拜访苏哈托总统和其他东盟成员国的领袖。他终于在1981年4月做到这点。他在雅加达受到苏哈托的热情欢迎，接着还访问了马来西亚和泰国。1984年，文莱加入东盟时，东盟不但为它提供类似安全保护伞的保障，同时也使波基亚苏丹更容易同周遭的邻国相处。

　　文莱自独立以来国家太平，人民生活安定。苏丹逐渐建立自信心，莫哈末亲王成为一位见多识广的外长，掌要职的文莱官员参加的国际会议多了，增长了见识，对工作也更能胜任。斯里巴加湾在1986年与世长辞。他如果能活着看到这项成果，必定会老怀大慰。

　　苏丹的父亲同我之间的深厚友谊，在现任苏丹、他的兄弟和部长们跟吴作栋总理和同僚们之间继续增进。这是一种完全基于诚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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