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66)_李光耀

六六

　　※17、泰菲与文莱

　　新马分家后，奥玛爵士有一次来到新加坡访问。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容，小胡子抽动着，眼珠子闪烁着，他对我说：“你们现在跟文莱没两样，对你们来说可是件好事。”说得没错，新文确实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同是弹丸小国，四周却都围绕着大国。我并不贪图苏丹的财富，也从未向他借过钱，只在他问起的时候提供意见和看法，因此深得他的信任。

　　对泰国人的最初印象，是50年代往来伦敦在曼谷过境时，点点滴滴得来的。之后于1962年和1963年随东姑到海外访问时，泰国外交事务官员的素质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泰国外交部招揽全国最精明杰出的人才，他们都是留学英国、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大学生。外交服务在泰国是一种光荣而高尚的职业，不但收入高，而且能频频周游列国，在旅游机会稀有的年代，它益发叫人向往。相比之下，主管国内事务的行政人员，在素质上就远远不如外交官员。泰国也确实需要最杰出的人才担任外交官，才足以抵御在缅甸的英国人和在中南半岛的法国人的两面夹攻。泰国是东南亚惟一不曾受过殖民主义强权统治的国家。

　　1966年，我在曼谷同泰国首相他依。吉滴卡宗陆军元帅见面。他非常支持美国介入越南。可是到了1973年1月，他却对我说，相信长久下去，美国全面撤出中南半岛将是一个无可避免的结局。他希望看到本区域能够团结起来，把南北越、老挝和柬埔寨等中南半岛国家以及缅甸，全吸收到东盟当中——但是北越必须真正停火才行。

　　他依不是一个复杂的人，对朋友对盟国都忠心耿耿。他把我当做朋友，彼此可以自由坦诚地交换意见。由于泰国曾大力支持美国，甚至提供庞大的空军基地供美国部队使用，让美军能够轰炸北越，因此他忧心忡忡——北越所采取的敌对和报复的态度。是不容掉以轻心的。他感叹说，美国人把一只手缚在背后，用单手作战；他们只是一味向北越进行空袭。在南越则打防御战，这根本是个赢不了的战术。他们只求不吃败仗就算了。由此可见泰国人正在根据全新的现实情况进行调整。

　　同年10月，曼谷爆发大规模示威，要求制定更民主的宪法，结果迫使他依投奔美国。他们夫妇俩住在波士顿一座公寓里。生活一点也不愉快。家乡的热带气候、亲友。尤其是辛辣的泰国美食，都叫他们思乡心切。

　　1974年12月，他依在没有通知当局的情况下悄悄飞回曼谷。泰国政府要把他送回美国，但他拒绝离开，除非政府准许他带着年迈病危的父亲，到一个距离泰国要比美国近的地方。我答应泰国政府的要求，让他依到新加坡居留，条件是在居留期间他不得参与任何政治活动。我的想法是，如果新加坡也能像欧洲的瑞士那样，变成一个中立的庇护所，那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一天晚上，我邀请他依夫妇和跟随他们一起到波士顿生活的女儿女婿共进晚餐。他忆述了那一段被放逐到陌生寒冷的新英格兰的痛苦日于，怎么深感孤立无助，又怎么因为泰国咖哩散发刺鼻辛辣的气味而惹得左邻右舍怨声四起。在新加坡，探访他的亲戚朋友络绎不绝，他对这里的生活方式也感到比较熟悉亲切。只不过泰国政府仍然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以防他跟来访的泰国客人趁机策划政治活动。

　　两年后他依披着一身袈裟返回曼谷，他公开宣布自己将遁入空门潜修，并受到一些泰国皇室成员的迎接。时过境迁，时代不同了，他依始终没有重返政坛，但总算说服泰国政府，把大部分已经冻结或没收的财产归还给他。这就是泰国人的处事方武。只要还有妥协的余地，就绝不赶尽杀绝。得饶人处且饶人是佛教的精义。

　　在这之前，泰国在1975年举行了大选，传统的君主主义者克立。巴莫当选首相。在他领导的联合政府里，他所属的社会行动党只占了议会140个议席中的18个。泰国需要他去应付北越即将战胜南越的局面。我觉得他精明，达观，善滤，不过有时候却显得轻浮。他能言善道，动作和表情丰富，可从来没有让我感觉到他真的有志于政治。他曾经在好莱坞电影《沉默的美国人》里扮演首相的角色。离了婚，住在曼谷市中心一栋富丽堂皇、样式古老的泰式袖木大房子里。我曾受邀到他府上享用露天晚餐。

　　但是身为一名决策领导者，克立却使我忐忑不安。红色高棉攻下金边一个星期后，1975年4月17日，也就是西贡陷落的两个星期前，我到曼谷去见他。对泰国的立场他说得不多。新加坡驻泰国大使在泰国长大，对当地的领袖和文化都有深人的了解，他认为泰国仍在探索新的外交政策。我这一次的访问正值泰国最紧张的时刻。克立说美国基地应该会在一年内撤走。他对美国不再有信心，他们的存在起不了阻吓作用，反倒像个“靶子”成了众矢之的，这使泰国的处境更危险更尴尬。我说我们不该就此认定美国已不成气候，美国国会必定将因形势使然而改变态度。新加坡的看法是，只要美国第七舰队还留驻本区域，我们同中国和苏联的交往就自在得多。否则，苏联的影响力必定席卷整个区域。当苏联要求新加坡准许他们在一个外岛储存燃油，以供苏联渔船使用时，我们请对方向设在新加坡的美国石油公司买油。如果第七舰队撤走的话，我们不可能这么回答。

　　克立在7月初访问北京后两个星期到新加坡来。之前他曾经在曼谷见过北越代表团。他指出“骨牌理论”在法属中南半岛得到印证，如今北越要进一步成为整个中南半岛的统治者。我问他为什么河内广播电台在越南政府准备向泰国表示友善之际，反而对泰国充满敌意。克立回答说越南想以胁迫恐吓的手段迫使泰国建交，他们要叫世界看到泰国已经恐慌了。克立描述了在曼谷同到访的北越代表团领袖会面的情形：这名北越领袖看起来并不傲慢，口口声声说“不计前嫌”，还在会面时热情地拥抱他。克立说自己“在拥抱中不寒而栗”。他们的笑容透着寒意，人齐坐在小房间里时，气氛骤然变得冷淡。代表团首领显得轻松自在其他4人就只是直挺挺地坐着。他们坚决要求泰国归还西贡陷落前夕，由越南飞人泰国的南越军机。

　　克立认为，我们（东盟）必须坚定不屈，充当“中南半岛国家的老大哥”，不时给予援助，使他们不致挨饿。东盟必须显示它富裕、有力量和团结一致，偶尔邀请中南半岛国家一起参加歌舞节日。克立对北越的看法，在他于曼谷跟北越代表团会晤，特别是到北京访问之后更加强烈。泰国人在国家主权受到威胁时，总能迅速机灵地设法捍卫自己。

　　克立接着叙述周恩来告诉他的一番话，是关于我本人的：“我对他（指我）感到惊奇。他和我可是同一个血统，为什么总是担心中国会侵占新加坡？他更大的问题是阻止中国的华侨返回新加坡。”我请克立转告周恩来，对中国华侨返回新加坡或新加坡华人希望返回中国，甚至是中国占领新加坡的问题，我从不感到担心。新加坡对中国来说，不过是个弹丸之地，侵占它可能引起的麻烦会是得不偿失的。我所关注的是，中国在马来亚和印尼共产党成立纪念日发给他们的贺词。这些贺词在吉隆坡和雅加达激起强烈的反感和憎恶，我不希望因自己和周恩来有同样的血统，而使这种情绪转而针对我。我甚至反问，万一新加坡同印尼发生冲突，难道中国会介入帮助新加坡？事后克立一时兴起，竟向曼谷报刊披露了这段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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