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26)_李光耀

二六

　　反对党议员如果遭人中伤，同样会采取诉讼行动。詹时中曾经起诉两名行动党部长，侯永昌和丹那巴南，结果对方给予赔偿，庭外和解。拉贾拉南在1981年起诉当时担任贸工部长的吴作栋，但是败诉。他上诉到枢密院，结果还是一样。在选民心目中，任何有关行为不当或不诚实的指控，都必须对簿公堂，这已成为不争的原则。行动党的部长向来深得人民敬重，就是因为他们随时准备出庭为任何行为不当的指控接受检查和盘问。有人批评我采取诉讼行动是要堵住反对党的嘴巴，使他们吭声不得，但是这些人不明白，在一个贪污、朋党与裙带风仍然猖撅为患的区域，人们会多么轻易相信任何关于不诚实或贪污的指控。

　　一些评论员声称新加坡的法官对我惟命是从。主审我的案子的都是资深法官，他们有自己的地位和名誉要维护。他们的判决发表在法律报告中，日后将成为其他案件的判例，任由律师界2000多名律师以及国立大学法律系师生如何钻研，都经得起考验。

　　这类关于我们利用诽谤诉讼使政敌破产的指控，在1994年10月7日达到了沸点。《国际先驱论坛报》当天发表由新加坡国立大学美籍讲师克里斯托弗·林格尔执笔的一篇文章，对我进行这样的抨击：“本区域一些容不下异己的政权在压制歧见方面，展示了相当精妙的手段……其他比较含蓄：依靠惟命是从的法官替他们把反对党政治人物整到破产。”该报的主编、出版人、作者全被我起诉。尽管有外国媒体全体出动为他们的案件大事宣传，但是该报的主编和出版人却宁可通过律师承认文章所言不实并道歉。法庭判《国际先驱论坛报》支付损失赔偿和诉讼费。至于林格尔，为了避免在法庭上遭盘问，传票一发出，他便逃离新加坡。

　　反对党或报刊对我的名声做出不公道的抨击，我不但没有压制他们，反而是每一回上法庭当原告都把自己的私人和公家生活一概赤裸裸地摊开，任由审查。要不是记录清白，这可是不必要的冒险。正因为我选择了这么做，而且把赔偿金捐给需要帮助的慈善团体，所以一直有办法维持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要砥柱中流和赢得选举，政治议程必须掌握在我们手里。要做到这点，同评论员辩论就绝不能被驳倒。他们埋怨我过于压制0他们的言论，可是观点有错就必须受到挑战，否则会影响民意，制造麻烦。那些为了一逞聪明而为难政府的人，一旦被我以同样尖锐的言论还击，可怨不得人。

　　与此同时，行动党也尝试同党外人士建立联系，同教育程度较高，见闻较广，希望参与国家辩论的新一代新加坡人沟通。行动党在国会中占绝大多数议席，加上反对党议员素质低，导致公众产生一种感觉，好像另一类观点在国会中总是得不到充分的l抒发。我们在1990年修改宪法，让一小批非民选议员进人国会，以反映独立或超党派的观点。这些议员称为官委议员。这个计划很成功，它让非行动党出身的杰出人士进人国会。官委议员一直扮演着建设性的角色，他们对政府的政策经过慎重考虑后，提出认真的批评。政府也同样认真对待他们的意见。其中一位官委议员温长明还以无公职议员的身分提出一项议案，并获国会通过，成为后来的赡养父母法令。

　　1984年的大选过后，我们成立了民意处理组，提供管道让公众通过论坛和反馈会议，对一些政策发表意见。议员以同情聆听的态度主持这类会议，目的是收取民意，不是笼络人心。这使得人民大胆地说出他们的心里话。不是所有相左的意见都会令我们改变或撤销条例，但是这些反馈有助于政府改进政策。

　　继1965年新马分家、1968年英军开始撤退之后，大选便成伪行动党探测支持度的全民表决，不再是输赢的问题。行动党的得票率在8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主要原因是人数逐渐增加的年轻选民未曾经历过早期的挣扎，对行动党的忠诚不比上一代人。他们要有一个反对党的声音同行动党抗衡，向政府施压，以获得更多优惠，同时使强硬政策软化。这么做迟早会造成无能之辈当选。这种情形确实发生了。

　　吴总理在1991年宣布举行大选时，反对党改变策略，不再派出更多能力差的候选人上场，而是在提名当天，故意让行动党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赢得大多数议席。他们知道，人民希望国会里有一些反对党代表，但是也希望行动党稳操执政大权。反对党说这是他们的补选策略。这一招果然奏效。南洋大学毕业，本身是潮州人的刘程强，为工人党在潮州人居多的后港选区取得胜利。结果显示他是一个称职的基层领袖。詹时中领导的民主党赢得三个议席，成为国会里最大的反对党，詹时中也正式成为反对党的领袖。新的民主党议员表现平平，有负众望。詹时中有建设性，然而缺乏慧眼，否则他应该有能力建立一个规模可观的政党。1992年，他满怀信心地引荐一个貌似可信的年轻讲师作为他的红牌候选人，推荐他去参加补选。不到两年，这个得意门生却把他驱逐出党，迫使他不得不另起炉灶。

　　1997年大选，行动党在83个议席当中只输给了刘程强和代表一个新政党的詹时中。行动党获得有效投票率的65％，上升了四个百分点，也扭转了得票率下降的趋势。我们击败了在1991年中选，但之后表现令选民大失所望的两个民主党议员。为了对付反对党的“补选”策略，行动党亮出竞选之饵：在推行公共住房翻新计划时，将根据选民对行动党的支持率来决定某个选区是否享有优先权。美国自由派人士批评这种做法有欠公平，听起来好像政治拨款的把戏在其他地方并不存在似的。

　　现任行动党领袖正处于同年轻一代新加坡人建立心连心的联系的过程。1997至1999年的区域金融灾难对从没吃过苦的这一代人来说，是个考验。人民、领袖双方面共同克服了困难而变得更加坚强。这场危机以及同马来西亚时而发生的摩擦，使新办坡人高度警觉地认识到，生活在东南亚的现实环境中是怎么一回事。我和同僚们建立的政治体制能否多维持一代人，在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继续运作？我有所怀疑。科技与环球化趋势正在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新加坡人将有新的工作方法、新的生活方式。

　　在资讯科技时代里，作为知识经济的一个国际枢纽，我们受到外来影响的程度将是史无前例的。行动党能否继续主导新加坡的政坛，打着民主旗号的反对党将来会形成多大的挑战，这将取决于行动党领袖今后如何对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民不断改变的需求和意愿做出反应，以及如何在影响民生的决策过程中满足他们享有更大参与权的欲望。新加坡可走的路不多，所以即使政见不同，在为我们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时，将不至于无法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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