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19)_李光耀

一九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向来以处事缤密坚定见称，信誉不佳的金融机构一概不受理。该局在70和80年代受到考验，它拒绝给国际信用商业银行发出在新加坡开业的执照，结果证明它能够站稳立场。国际信用商业银行欺诈事件从事发到结束，几乎影响所有大规模的金融中心。银行是由一个巴基斯坦人在卢森堡注册的，股东包括沙特阿拉伯、巴林、阿布扎比和迪拜四国的皇亲国戚，属下约有400家分行和办事处遍布欧洲、中东、非洲和美洲73个国家。1973年，银行向新加坡申请岸外银行营业执照，未获批准，原因是它太新（1972年才成立），资本总额也太低。1980年它重新提出申请，结果因为国际信誉不高而再次遭金融管理局回绝。

　　但是它并没有就此放弃。1982年，曾经协助新加坡建立亚元市场的范伊厄宁，问起有关国际信用商业银行申请执照的事情。好几家中央银行的主管人员告诉当时刚接任金融管理局银行及金融机构部门经理的高铭胜说，他们对国际信用商业银行都抱着保留的态度。所以当范伊厄宁和我见面时，我决定还是支持高铭胜的做法为妙。

　　几次碰壁，国际信用商业银行还是不死心，这回请来哈罗德·威尔逊。威尔逊的来信有一些让人想不通的地方。过去他总会在信末亲笔署上“哈罗德谨启”，这一次，“谨启”二字是打上去的，署名则成了“里沃的（哈罗德）威尔逊”。我的结论是，这是他应酬朋友而写的信。

　　国际信用商业银行的不诚实行为，导致其他银行蒙受巨额亏损。它在1991年7月被迫终止一切业务时，存款人和债权人索偿110亿美元。新加坡因为拒绝在标准上予以妥协，免遭池鱼之殃。

　　另一家未获金融管理局发出执照的是文莱国家银行。这家银行由新加坡颇有名望的华族商人邱德拔管理。他收购文莱国家银行，并安排文莱苏丹的弟弟莫哈末亲王以文莱国家银行主席的身分，在1975年写信给金融管理局，申请在新加坡设立分行。几个月后另一封来信通知我们，他的弟弟苏菲利亲王刚刚受委出任该行的执行副主席。邱德拔显然有文莱皇室在政治上给他撑腰，金融管理局因此向我请示。我支持金融管理局的决定，它在1975年回绝文莱国家银行的申请，1983年该行重新提出申请时，再度请它吃闭门羹。

　　1986年，文莱苏丹发布紧急法令，关闭文莱国家银行。消息一传出，银行立刻出现挤提。银行涉嫌在违反条例的情况下，拨出13亿新元贷款给邱氏集团公司。原来邱德拔一直在利用银行的基金，进行私人活动，包括设法夺取伦敦渣打银行的控制权益。身为银行总裁的邱家长子，在文莱被逮捕。新加坡的银行总共贷款4.19亿新元给文莱国家银行，其中以外资银行为主。邱德拔花了两年，才还清这些债务。

　　凭着严格的条规和缜密的监管，金融管理局在高铭胜的带领下，协助把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金融中心。为了能够跟国际银行竞争，金融管理局鼓励本地规模最大的四家银行（统称四大银行）收购本地其他小型银行，进行合并，以进一步扩大规模和实力。四大银行都获得美国评级机构穆迪推选，跻身于亚洲基础最稳固、资本最雄厚的银行之列。

　　1985年，新加坡股票交易所陷入危机，金融管理局不得不介人为它解围。马来西亚炒家，尤其是陈群川，把他们手头的新泛电和另外几家马来西亚公司的股票，存入新加坡的股票经纪行，作为贷款抵押，而抵押价高过市场价格。他们保证在指定期限内以更高的价格赎回股票。后来股市滑落，他们的资金周转不灵，以致无法以原定价格赎回股票。因此，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属下好几家规模庞大的股票经纪行，无法清偿债务，交易所被迫关闭三天。金融管理局人员在高铭胜的率领下，同新加坡四大银行彻夜商讨对策，拨出一笔总额1.8亿新元的“救生艇”紧急基金，拯救濒临破产的股票经纪行。高铭胜这一番抢救行动，使新加坡股票交易所逃过股市全盘崩溃的厄运，挽回了投资者的信心。整个事件可谓杂乱如麻。

　　为了防止这类危机再次发生，我们修订证券业法令，要求股票经纪公司行事时须更慎重，以便为客户提供更大的保障，避免因一些新加坡股票交易所成员股票行违约而影响大局。与此同时，这些成员股票行联合组成股份公司，使资本大大增加。我们开始允许海外公司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的成员公司加股，也批准能为新加坡引进所需专才的外国独资股票行，在新加坡设立。正因为我们谨慎地修订了法令，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在1987年10月19日才能安然渡过被形容为“黑色星期一”的全球性股灾。香港证券交易所则因此被迫暂停交易四天。

　　成立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是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另一大进展。1984年，原本只进行黄金期货交易的新加坡黄金交易所扩大交易范围，进军金融期货交易，重新定名为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为了争取国际金融机构的信心，我们以芝加哥商业交易顺为模式，设立公开叫价交易制度，同时说服芝加哥商业交易晰，跟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共同采纳相互抵消的制度，提供每天24小时全天候的金融交易服务。这个革命性的概念让投资者能够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开个盘口，在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结算，反之亦然，无须缴付额外按金。美国商品期货贸易委员会批准了这个安排。互相抵消的安排自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成立以来，一直顺利运行。至今不曾有误。

　　1995年，伦敦历史悠久的巴林银行在新加坡的期货交易分行，爆出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一名期货交易员尼克·利森进行日经指数投机买卖事件。利森一下子亏损了10多亿美元，使巴林惨遭横祸，但是这场灾难却不曾影响新加坡金融交易所，也没使交易所的其他成员或它1984年，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开始进行欧洲美元利率期货合约交易，不久后再扩大到欧洲日元合约。1998年。在该交易所上市的区域合约已有好几种，包括日本、台湾、新加坡、泰国和香港的股票指数期货。

　　1998年，伦敦《国际融资评论》把全年最佳国际交易所奖项颁给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该交易所第四次获得这个荣衔，也是亚洲惟一的得奖者。随着中央公积金局的积蓄（新加坡的养老金计划）和公共部们的余款增加，我们的金融储备相应提高。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没有拿这些资金进行长期投资以取得最高的回报。我请吴庆瑞检讨这个问题。他在1981年5月成立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由我担任主席，他本人为副主席。韩瑞生和几位部长担任董事局成员。通过吴庆瑞同戴维·乐司财的联系。我们委任乐司财父子公司为顾问。他们调派一名经验丰富的职员来这里几个月，协助我们设立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我们也聘请英美投资经理，协助我们开发适合不同投资种类的系统。

　　杨邦孝受委率领管理层，成为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第一个董事经理。他邀请詹姆斯·沃尔芬森担任公司的投资策略顾问。沃尔芬森日后当上了世界银行行长。慢慢地，他们建立起一支由新加坡专业人士组成的核心队伍，以金融管理局调来的黄国松和郑国评为首。到了80年代后期，他们两人和手下职员正式出任管理和投资要职。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一开始只管理政府的金融储备。到了1987年，它已经有能力管理新加坡货币局的储备金，同时兼顾金融管理局的长期资产。1997年，它所管理的资产价值逾1200亿新元，最重大的责任是把新加坡的投资在证券（公债和股票）、债券（主要是发达国家派发的债券）和现金之间，做出妥善的分配。解释市场运作原则的书籍有的是，但是没有一本能够打包票地指导读者如何预测未来的价格走向，更别说保证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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