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16)_李光耀

一六

　　新加坡最早的投资者是英国人。英军撤出新加坡之后，许多英国公司也随着英国国旗撤出。我极力争取英国公司在本地投资，但是他们害了退缩症，纷纷从帝国退回安稳的本国。其实当间他们在本国面对工会问题，这样做是不符合他们的经济效益的。只有到70年代末期，新加坡证明自己有能力交出成绩，英国投资者才急切地回来，这回不是搞原料加工或贸易，而是制造药品等高增值产品。美占制药厂在新加坡设厂，以先进技术制造半合成盘尼西林供应亚洲市场，特别是日本。

　　其实最早来到这里，并通过帝国统治把本区域国家引进国际社会的正是英国、荷兰和法国。但是这些前帝国花了很长的时间，才适应后殖民时代的贸易和投资新局面，把自己犁过的土地白白送给美国人和日本人来播种。

　　几家设在新加坡的跨国公司尽管基础稳固，仍不免受到全球结构调整、科技发明和市场变化的冲击。在我记忆中有一个例子最明显，那就是争取了好几年之后，经济发展局终于说服德国相机制造厂罗莱把业务转移到新加坡。当时，德国工资高使他们丧失竞争力。1970年，我到不伦瑞克访问罗莱工厂，随后不久，罗莱便开始把整个生产活动迁移到新加坡，在这里制造相机、闪光枪、放映机、镜头和快门，同时替德国其他著名的相机制造商生产相机。罗莱跟经济发展局携手设立了一个中心，在精密机械、精密光学、工具制造和电动机械方面培训工人。

　　罗莱（新加坡）公司制造的相机堪称一流，然而却因为市场和科技多变而无法畅销。罗莱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在德国进行，新加坡则成为生产基地，这使策划和协调工作无法顺利展开。公司的研究与开发工作集中在市场较呆滞的专业摄影器材方面，日本却发展操作越变越简单的相机，安上取景器和自动聚焦、测距仪等精巧装置一一十这全拜集成电路片的开发所赐。德国人在这方面手脚不比日本人快。11年后，德国和新加坡两地的罗莱公司都处于破产状态。一次重大的打击罗莱的失败，对新加坡的工业化努力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因为欧洲投资者认为，这是欧洲无法把技术转移给新加坡的例子。

　　经济发展局费尽唇舌向他们解释，罗莱的失败是科技和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所致。值得安慰的是，它的4000名受过精密工程培训的工人，成了80年代出现的磁盘驱动器工业的宝贵建设资源。经济发展局一直是负责吸引投资的主要机构，所招揽的投资项目源源不断，增值性越来越高。这么一来，虽然工资和其他成本逐渐提高，新加坡却仍然能够保持竞争力。经济发展局的官员依然是新加坡最优秀的大学生，大部分留学欧美和英国，现任主席杨烈国更是跨国公司的总裁们所熟悉的人物，他以干劲十足和靠得住见称，言出必行。

　　回顾过去，我不敢说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成就，是按照预定计划发展出来的成果。分家前拟定的早期计划是以新马建立共同市场的假设为基础的。健力士已经付了按柜金，要在裕廊的一个地段兴建酿酒厂，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修信却告诉公司的董事主席阿伦。伦诺斯克。博伊德，他连一瓶黑啤酒也不会批准进口。博伊德于是在吉隆坡兴建酿酒厂，并表示愿意让我们没收按柜金。我们把按柜金退还给他。几年后我们照样回敬陈修信，拒绝削减马来西亚健力士酿酒厂酿制的黑啤酒的入口税。健力士只好发出许可证，让新加坡的一家酿酒厂替他们在本地生产黑啤酒。

　　我们把大部分筛选工作留给跨国公司，是它们把各种工业带进新加坡，就由它们自行选择它们认为能成气候的工业。一些工业，比如修船、炼油和石油化学、银行和金融等是由经济发展局、财长韩瑞生或我本人挑选的。贸工部相信生物科技、电脑产品、特制化学品、电信仪器和服务等行业，日后可能大有作为。当峨们不能肯定新的研究与开发领域会有怎样的发展时，便采取分散风险的做法。

　　我们的任务是广泛拟定经济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期限。我们定期检讨这些计划，并按照时局的新变化进行调整。建造基础设施以及培训与教育工人来满足雇主的需求，必须提前几年预先策划好。我们不像香港那样有一批现成的企业家，在中共接管大陆的时候，从上海、广州和其他城市逃到香港。他们都是中国的工业家和银行家。如果我们等待我们的商人学习当工业家的话，我们早已饿死了。有论者在90年代提出，要是我们当初培养自己的企业家，就不必过度仰赖飘忽不定的跨国公司。这种说法是荒谬的。香港即使从中国难民当中得到富有经验的商业人才，当地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还是比不上新加坡的跨国公司。

　　政府率先投资发展新工业，例如钢铁业和服务业，促使大众钢铁厂以及属于服务行业的海皇轮船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应运而生。有两位部长因拥有多方面的才于脱颖而出。韩瑞生为新加坡发展银行、新加坡保险公司和新加坡石油公司铺下成功的发展道路。设立船务公司是吴庆瑞的概念，他通过巴基斯坦政府聘请了一位名叫赛义德的船长来成立海皇轮船公司。他也借助于澳大利亚军械生产专家劳伦斯·哈特尼特爵士，创立了新加坡特许工业公司。

　　这是一家铸币厂兼生产小型军火的兵工厂，因为两者都需要森严的保安措施和优良的生产机床，所以凑合在一起。新加坡特许工业的执行董事王家国做事脚踏实地，为人足智多谋，在他的管理下，这家企业也取得成功。后来，当时年纪尚轻的常任秘书杨烈国，接替王家国掌管新加坡特许工业，成为企业主席，给它增添了新业务，而在日后衍生出新加坡科技公司。这家高科技公司业务甚广，其中包括同顶尖的跨国公司合资设立晶圆装配厂。

　　新加坡必须仰赖为人正直，有头脑，有干劲，有魄力，但是商业嗅觉还有待考验的年轻官员。名列前茅的新加坡奖学金得主是从每年最优秀的学生当中挑选出来的，保送他们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顶尖大学受教育，后来我们有了能力，把美国大学也包括在内。我们把他们训练成企业家，由他们率领创立海皇轮船和新航等成功企业。我原本担心这些公司到头来沦为需要政府津贴、不赚反亏的国营企业，跟许多新兴独立国家的情况一样。

　　韩瑞生对手下的年轻官员了解得很透彻，他向我担保公司一定会成功，那些官员比得上同类公司的竞争对手。他们都得到清楚的指示，这些公司必须赚钱，否则就得关门大吉。我跟吴庆瑞和林金山讨论了这些大胆的计划，鉴于新加坡商界缺乏企业家人才，他们两人都认为值得冒险一试。我靠的是韩瑞生的判断。担任要职的官员是他挑选的。这些项目旗开得胜，许多新公司随即纷纷在其他部长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崛起，结果也连连报捷。于是我们让国营垄断机构如公用事业局、新加坡港务局和电信局独立运作，摆脱政府部门的控制，像公司一样以讲求效率、盈利和竞争力的方式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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