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12)_李光耀

一二

　　※4.绝处求生

　　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条件再好。如果没有办法超越邻国，外国商家还是没有理由以这里为基地的。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囹。

　　1965年独立后几个月，一位奉派前来协助新加坡的印度政府经济策划官员，交给我一份厚厚的报告书。我看了看摘要，在确定他的计划是以新马建立共同市场为基础之后，便向他道谢，然后把报告书束之高阁。他不了解，当初新马尚未分家时，马来西亚尚且不愿意跟我们建立共同市场，现在我们独立了，机会更加渺茫。我们原本扮演英帝国在东南亚的行政、商业和军事中心的角色，如今这个角色被剥夺了。除非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新腹地，并且跟这个腹地保持联系，否则前途将是很暗淡的。

　　在这之前几个星期，我见过我们的荷兰籍经济顾问阿尔贝特。温斯敏博士。他描绘的局面严峻暗淡，却并非绝望。由于印尼的对抗，失业人数上升了。没有新马共同市场，跟印尼又没有贸易往来，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到1966年底，失业率预计将超过14％，这意味着新加坡社会可能出现动乱。他说：“新加坡正走在刀刃上。”他建议同马来西亚签署共同市场协议（那是行不通的），并以物物交换方式恢复同印尼的贸易。他也建议我们设法争取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同意，让新加坡的制成品以比较优惠的条件输人它们的市场。

　　196年，温斯敏首次率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个调查团，到新加坡来指导新加坡实现工业化。记得他在1961年向我提呈第一份报告的时候，给新加坡的成功定下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消灭共产党人，有他们在就无法有经济发展；第二、不要拆除莱佛士的塑像。1961年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势力正膨胀到了极点，天天都在设法摧毁人民行动党政府，在这一种时刻告诉我应该把共产党人消灭，对这个荒谬之至的简单解决办法，我不禁哑然失笑。

　　保留莱佛士的塑像倒不难。我和我的同僚无意改写历史，无意重新为街道和建筑物命名，或是让自己的面貌出现在邮票和钞票上，名垂千古。温斯敏说，我们需要大规模地获取欧美的科技、管理、企业和市场知识。投资者想看看新加坡的社会主义新政府将会如何处置莱佛士的塑像。把它留下将被视为一种象征，显示公众接受了英国的遗产，这样做可能产生正面的影响。我过去不曾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却乐于让这座有纪念意义的塑像留下来，因为莱佛士是现代新加坡的创建者。要是莱佛士1819年没有到这里来建立贸易站的话，我的曾祖父就不会从中国东南部的广东省大埔县移民到新加坡来。英国人建立了一个商业中心，让他和成千上万个像他那样的人，有机会过比国内好的生活。随着清朝的没落解体，他们的家乡正在经历一场大动乱。

　　1965年，我们同样面对暗淡无比的前景，以致我得指示当时的财政部长林金山派遣贸易代表团，怀着“也许还能招到一点生意”的渺茫希望到非洲访问。代表团由新加坡四个商会和厂商公会的成员组成，他们访问了东非和西非多个国家，做成的生意却不多。

　　我们从1959年第一次执政以来，便尽力解决失业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的内阁同僚们都知道，要生存的惟一的办法是推行工业化。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已经到达顶限，往后会进一步式微。印尼仍然跟我们对抗，马来西亚决意避开新加坡。我们想方设法，愿意尝试任何切实可行的点子，只要能制造就业机会，我们不必负债过日子就行。一位饮料制造商向我建议推动旅游业。这种行业属于劳工密集型，需要厨师、女佣、侍应生、洗衣工人、干洗工人、导游、司机和制造纪念品的手工艺人，最理想的是发展这个行业所需的资金很少。我们设立了新加坡旅游促进局，并委任电影业巨子邵氏兄弟公司老板邵仁枚为主席。邵仁枚是最适合担任这个职位的人选。他出身于电影界和娱乐界，对视听娱乐项目的包装和宣传了如指掌，对如何让游客在陌生的地方享受乐趣也知之甚详。

　　他请人设计了一个狮身美人鱼鱼尾的标志，称为“鱼尾狮”。标志用混凝土制成，矗立在新加坡河口，由我主持了启用礼。除了偶尔在来访的专业人士或商家的集会上讲话以外，我对旅游业的发展做得很少。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个行业倒制造了不少的就业机会，给许多空空如也的口袋带来一些收人。它固然使失业人数减少，却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为此，我们集中精力，设法招商到这里设立工厂。尽管新加坡只有200万人口，国内市场很小，我们却保护本地装配的汽车、冰箱、冷气机、收音机、电视机和录音机，希望日后这些产品当中有部分会在本地制造。我们鼓励本国商家开设小型工厂，制造植物油、化妆品、蚊香、发膏、金银纸，甚至是樟脑丸！我们也吸引了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者，到这里来开设玩具厂、纺织厂和制衣厂。

　　多次失败的教训刚开始的时候情况并不妙。尽管我们花费了大笔资金兴建基础设施，位于新加坡西部的裕廊工业区依然空荡一片。我们也有多次失败的教训。新加坡缺乏自来水，面积太小，经受不起沿岸海水受到严重的污染。尽管如此，经济发展局还是跟一个毫无制造业经验的商人搞合资企业，投入再生纸的生产活动。此外，在缺乏技术的情况下，我们也投资生产陶瓷用品。最后，这两宗生意都失败了。我们跟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合资，创立裕廊造船厂，用来造船和修船。同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合作之后，我们开始建造14000吨的自由型轮船，后来造九万吨的油槽船。但是新加坡既不生产钢板，又不制造引擎，这些东西必须从日本进口。在完成建造16艘自由型轮船和三艘油槽船之后，我们便停止了，最终只建造一万吨以下的小船。造船无利可图，不像修船，需要很多工人。

　　在最初几年，任何厂商都受到欢迎。例如，1968年1月，我在伦敦讨论英军撤退问题期间，马克斯一斯潘塞有限公司的董事主席马库斯。西夫到伦敦的酒店来找我。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上看到我。他向我提出建议时说，华人的手挺灵巧，新加坡可以制造钓鲑鱼的鱼钩和诱饵，这些产品的价值高，因为鱼钩所使用的羽毛必须巧妙地固定在钩子上。此外他说还有其他类似产品，不需要多少资本设备，却能制造许多就业机会，而他的零售网可以协助销售这些货品。看来我在电视上的样子一定是可怜兮兮的，以致他抽出时间来见我。我向他道谢，但是这一次见面并没有带来任何成果。不久之后，挪威鱼钩制造公司马斯塔德前来新加坡投资设厂，雇用了几百个工人，生产各种各样数以百万计的鱼钩，但没有装上羽毛用来钓鲑鱼的那一种。

　　1968年至1971年，新加坡的经济因丧失了英军开支而蒙受重挫。这项开支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直接提供了三万多份工作，间接地在支援服务领域提供另外四万份工作。我下定决心，在面对英国的援助——应该说是任何外来援助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抱和马耳他人一样的心态，而要反其道而行之。

　　1967年，我前往马耳他考察当地人如何应付英军撤退后的生活问题，结果却大吃一惊。由于阿以六日战争在三个月前，即6月份爆发，苏伊士运河关闭了，船只不再通过运河，马耳他的船坞因此关闭。但是码头工人照旧领全薪，还把干船坞注满水，在里头打水球！我大感震惊，他们竟然指望英国不断施舍，他们是多么依赖外来援助啊！英国相当大方地给予裁员补偿，其中包括：被裁者过去每服务一年便能获补偿五个星期的薪金，他们也被安排到马耳他政府机构接受三个月的重新培训，费用也由英国支付。这么一来，自力更生的精神没养成，却养成了依赖性。

　　1967年，希利答应给我们提供“可观的援助”，以抵消英军撤退所将造成的经济损失。我深信，新加坡要成功，人民绝不能有依赖援助的心态，我们必须自力更生。所以有关英国援助的谈判尚未开始，我就在1967年9月9日在国会里指出：“在基地建立起来，英军进驻之前，新加坡已经繁荣昌盛。如果我们做事明智，干劲十足，基地拆除之后，新加坡会变得更强大，经济上更依靠自己。”我的态度是：希望英国人尽早通知我们，他们认为哪些设施会变得多余，在仍然作为军事用途时移交给平民管理，例如海军船坞；其次，外来援助应该是通过工业给新加坡提供就业机会，而不是使我们对不断注人的援助产生依赖。我向新加坡的工人发出警告：“国际社会没有责任为我们提供生计，我们不能够靠讨饭钵过活。”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