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10)_李光耀

一〇

　　我写信给希利，感谢他做出保证。可是我错了，希利代表不了政府。威尔逊首相一心要挽救他的政府，他说要“最先考虑英国的利益”是当真的。威尔逊也说，“不能把任何开支领域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于是我在12月18日写信给威尔逊，追述新加坡政府忠诚地支持英镑，结果在这次贬值行动中损失了1.57亿元，其中货币局损失60万元，新加坡政府6500万元，法定机构2300万元。信末我写道：“我不愿相信暂时的困难会使我们怀疑彼此的诚心善意和不再互相信任，我将信守在斯卡伯勒的承诺。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最后一批英军在70年代中期离开基地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们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但这是很渺茫的希望。威尔逊正陷入他领导的政府所遇到的第一次严重的危机之中，没时间拯救朋友和盟邦，哪怕他们忠心耿耿。

　　他没有回信，却派共和联邦关系部长乔治。汤姆森于1968年1月9日来见我。汤姆森满怀歉意，进行辩解。英镑贬值使英国政府有机会一劳永逸地扭转经济。削减防务开支意味着，英国所扮演的历史性角色和它的长期防务结构发生根本的变化。英军将留在欧洲，不过它的能力也可用以协助欧洲以外的盟友。我问起希利所说的在新加坡的两栖作战能力。有关计划会取消，1971年以后海军不会驻扎在东南亚。我问，在1971年之前撤退的决定有多坚决？汤姆森说很坚决，虽然他们会考虑共和联邦伙伴的看法。汤姆森的态度文雅友善，他很同情我们。威尔逊付托给他的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为了减轻打击，威尔逊邀我到英国首相别邸契克斯别墅会谈。

　　对于曾经郑重做出的保证，英国全然不放在心上，我感到失望和愤怒。我说，我们也可以最优先考虑新加坡的利益，通过从伦敦提出英镑储备的方式保护新加坡的储备。尽管如此，我决定到伦敦走一趟，在契克斯别墅会见威尔逊。

　　后来，威尔逊把会谈地点改到唐宁街10号，日期是一个星期天。下午5点30分当我抵达的时候，他的三位高级部长希利（国防）、布朗（外交）和汤姆森（共和联邦关系）已经在场。威尔逊说，内阁已经同意，在我会见他之前不做最后的决定。

　　这使事情还有点希望。

　　我说，宣布提前到1971年把所有英军从亚洲大陆撤出，将会动摇投资者，特别是香港投资者的信心，使他们转到更远的地方去。为了恢复信心，新加坡必须花费大笔军备开支，建立确实有效的国防力量。我指出，英国武装部队在新加坡有价值不菲的房地产，那就是住房和营房，总值超过5500万英镑。撤军分三年进行的话，在公开市场可能卖不到一半的价钱。

　　威尔逊强调说，一年前希利在新加坡已经告诉我，撤军的决定是基于经济理由，改变不了。对1971年3月这个期限的决定，内阁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在场的部长代表了内阁的意见。他渴望讨论援助的问题，因为援助能真正了解新加坡的经济问题。我表示，我关心的主要是安全问题，因为没有安全就没有投资，新加坡对投资的需要比对援助的需要大得多。

　　后来威尔逊让希利来提出提前撤军的论点，自己则坐下来抽烟斗，摆出同情的姿态。从威尔逊的身势语言看来，我知道要他遵照原来的保证，把撤军延迟到70年代中期，已是不可能的事。

　　所有的英国部长都同情我的处境，对我最表支持的是外长布朗。记得1966年跟他在斯德哥尔摩社会主义国际大会上会面时，他极力主张英军撤出新加坡，如今他主动问我需要多少时间，叫我喜出望外。我提出了1973年3月31日这个日期。多年之后布朗告诉我，美国约翰逊总统相信在越南战争继续打下去的时候，美军取代不了在阿拉伯海湾和新加坡的英军，而英国在政治上的贡献是非常宝贵的。

　　晚上七点左右，取代卡拉汉的新财长詹金斯到了。他提出了一个性质相似的课题，那就是：新加坡的经济情况跟本地区其他国家不同，还算不错，英国的情形却相当严重。他引用英国和新加坡的储备数字，说明英国的人均储备比新加坡少。他批评新加坡政府把财政盈余投资在别的地方，而且没有通知英国政府。他采取的是进攻的姿态。新加坡从没提取任何英镑储备，却从未保证财政盈余要以英镑储存。

　　我们并未尽力帮助英国，因此现在不能指望受到特别的考虑。这点他占了上风。

　　我们一边用晚餐一边谈，无节制地喝着詹金斯喜爱的法国红酒，不断重复着各自的论点。经过五个半小时，讨论在晚上10点50分结束。威尔逊总结了谈判结果。

　　英国政府同意必须协助维持人们对新加坡的信心，却强调除非跟其他共和联邦国家建立范围更广的区域防务协议架构，否则新加坡不可能有永久的安全保障。在进一步详细探讨这种安排的可能性之前，新加坡最好不要就购买军事配备的事情迅速做出决定。英国政府将在不背离英国的最重要目标（到1971年全面撤军）的前提下，在合理的范围内尽量协助新加坡维持安全。他希望新加坡政府充分考虑英国的忠告。第二天，也就是1968年1月15日星期一，希利在下议院宣布，驻扎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英军将在1971年撤走，却把最后撤退的日期从1971年3月挪后到1971年12月。九个月的差别意义重大，因为英国大选必须在1971年12月之前举行。换句话说，他们决定了，撤退的最后日期要么由新的工党政府确认，要么由保守党政府推迟。

　　我应该对工党的这种让步感到满意。报道希利讲话的防务通讯员指出，希利留下了这个回旋的余地。我的伦敦之行没白跑。

　　但是威尔逊知道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辩论过程中，他引用了吉卜林《退场》的诗句：

　　“我们的海军威名已陨，
　　沙丘和海角炮火消沉。
　　看哪，往日的盛况，
　　全跟尼尼微和蒂尔一样湮没无闻。”

　　在1968年1月的那五天里，我在伦敦尽力争取延长英军的驻留期限。除了跟威尔逊讨论之外，我也游说保守党领袖，主要是跟希思、莫德林和麦克劳德谈。他们非常同情新加坡的处境，也支持新加坡的立场，如果掌权的话，他们愿意驻留更长的时间，不提出撤退的日期。这就使最后的结果有所改变。英国的电视台和报刊大量报道了我的消息。我诉诸情理，而不是宣泄愤懑，这牵动了英国人民的心，使他们觉得双方长久和有利的关系，不应该草草结束，从而损害到新加坡的前途。我尽量保持镇静自若。在我之前飞回国的吴庆瑞，却在新加坡机场对媒体大发牢骚：“工党出尔反尔……我认为这是背信弃义的不光彩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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