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7)_李光耀

七

　　以色列人帮助我们策划建立海军，新西兰人训练我们的水兵操作第一艘高速巡逻艇，两年内我们就建立了两支各有三艘船艇的中队。之后，我们进而购买导弹艇。

　　以色列人不但在传授军事技能方面本领到家，在灌输训练所依据的教条方面也同样称职，他们所采用的方法跟英国人完全相反。英国人早年训练新加坡第一和第二步兵营，采用的办法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训练军官是从排长开始，然后是连长，15到20年后才训练营长和中校。以色列人却一开始便坚持新加坡军官必须向他们学习，并尽快取代他们担任教官。

　　在肯尼迪总统时期，美国一口气便派出了3000到6000名“顾问”，协助吴庭艳政权建立南越的陆军。以色列人只派18名军官到新加坡来。他们执行每一项工作都指定新加坡人跟着学习，从排长、营长到参谋长。我们挑选了一批有军事和准军事经验的警官、英国时期的前新加坡义勇军军官人伍，他们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来自私人企业界。我们让他们成为全职军官。英国陆军高度重视军事配备的擦洗和步操，以便培养守纪律和服从上级命令的意识，以色列人却着重训练军事技能和激发昂扬的斗志。新加坡武装部队接受检阅和表演步操时所表现的齐整，并非从这些“墨西哥人”那儿学来的，而是从早年主管第一和第二步兵营的英国军官那里学来的。

　　由埃拉扎里领导的以色列军官开始工作，待我们上钩之后，基德伦便要求我们付出代价：新加坡必须正式承认以色列，两国互派大使。基德伦坚持这两个要求，使我们不胜其烦。我告诉吴庆瑞，这是行不通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马来穆斯林同情他们的伊斯兰教兄弟——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我们会激怒他们。哪怕以色列人决定撤退，我们也答应不了。当他们知道这行不通时，特拉维夫来电说他们了解新加坡的处境，还是愿意帮助我们，但是希望我们最终会允许以色列在新加坡设立大使馆。

　　1967年6月阿以六日战争爆发，以色列没战败，这使我们感到宽慰，否则新加坡武装部队会对以色列教官失去信心。联合国大会就谴责以色列的议案进行辩论期间，吴庆瑞来见我，要求我下令身为外长的拉贾拉南，指示新加坡代表团千万别投票赞成，否则以色列人会离开。拉贾拉南一向支持亚非国家，他全力赞成谴责以色列。

　　由于未能出席内阁会议，我把自己的立场写了下来：我们非支持一切小国的生存权利不可。所有国际航道，无论是蒂朗海峡还是马六甲海峡，都应该自由通航。在敌对状态结束时，联合国就应该在维持和平或解决问题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即使新加坡投票支持亚非议案，相信以色列顾问也不至于离开。我主张投票时弃权，内阁赞同我的看法。结果我们在投票时弃权，以色列人也没离开。既然以色列人在新加坡已家喻户晓，我们于是决定让他们在新加坡派驻外交使节团。他们要求设立大使馆，我们决定让他们在1968年10月先设立商务处。1969年5月，新加坡和本地区的马来穆斯林都习惯了以色列在新加坡有官方代表之后，我们允许他们升级为大使馆。

　　后备军人改名称为了强调后备军人随时可以作战，我们在1994年把名称改为战备军人。他们每年都回营，到原来的单位受训几个星期，并建立情谊。每隔几年，他们就奉派到台湾、泰国、文莱或澳大利亚，参加旅级的野战演习或营级的实弹演习。

　　大家都认真对待回营训练，雇主也不例外。执行人员和其他雇员每年服务中断几个星期，雇主们得蒙受损失。要真有实效，新加坡武装部队必须动员整个社会参与防卫活动。我们通过“全面防卫”概念，让校长、教师、家长、雇主和社区领袖加入整个支援网络。这么做也提高了大伙儿的士气。

　　30年来，国民服役对新加坡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已成了我们男性青年的必经之路，也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部分，从而把人们团结起来。我们的年轻人学会了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工作，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所有宗教，从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到基督教和袄教的习俗都受到尊重，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食物禁忌也受到尊重。无论你的父亲是部长、银行家、专业人士。劳工、的士司机还是小贩，你在军队中的地位都得看个人表现而定。

　　为使军队中有文武双全的人才，1971年我和吴庆瑞把一些最优秀的学生，引进新加坡武装部队。我们每年挑选几名最优秀的见习军官，颁发新加坡武装部队海外优异奖学金，让他们到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其他大学深造，修读完整的人文学科。理科、工科或专业课程。他们在深造期间领取中尉的薪饷，外加奖学金，能应付在国外留学期间所有的学费、住宿费和其他开支。他们签约，毕业后必须在武装部队服务八年，期间会被派到美国或英国再修读两个课程，往往是三个：先是接受炮兵、装甲或信号的特别训练；其次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中期到美国或英国接受参谋和指挥的特别训练；最后是到美国哈佛或斯坦福之类的一流大学，攻读公共行政或商业行政课程。8年结束后，他们可以选择留在新加坡武装部队，或调到公共服务部门担任公务员最高级别的行政官，加入法定机构或转到私人机构。他们每年必须回营，参加两三个星期的国民服役训练。这个计划是我建议，吴庆瑞修改的。

　　通过这个计划，我们把一些最聪明的学生引进了新加坡武装部队。

　　要不是我们每年从最杰出的学生当中约吸收十人，新加坡武装部队就会缺乏精英，有再多再好的军事硬件配备也没能充分利用。

　　早期几批的素质都让人放心。到1995年，四名武装部队前奖学金得主都升到高层，之后踏入政坛，当上部长，他们是我的儿子李显龙准将，以及杨荣文准将、林勋强中校和张志贤准将。

　　新加坡幅员小，大大限制了武装部队的发展。随着我们的阵容越来越大，要部署一个旅以及后来的一个师的兵员，我们就必须有海外的训练场地。1975年，我冲破了障碍，蒋经国允许我们的步兵、装甲人员和炮兵到台湾受训。我们也在台湾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德国的一名退休将军西格弗里德·舒尔茨，在这些演习中陪同我们的高级军官展开临场训练，亲自给他们战斗策略上的指导。

　　空军方面，在70年代末期，马科斯总统和美国国防部允准新加坡空军部队，利用克拉克空军基地的美军训练设施。美军在90年代离开克拉克基地后，我们就把训练地点改到澳大利亚和美国。我们要解决问题，得别出心裁，不能沿用老方法。

　　由于武器系统不断采用新科技，尤其是资讯科技，因此，一个国家的防卫能力必须不断地提升。这需要稳健的经济做后盾，以便有能力购买新式武器，并聘用受过高深教育和受过训练的人才，由他们把各种武器纳人一个系统，同时有效地进行操控。

　　拥有可靠的防卫能力，可以减低他国采取养撞的政治行动的危险。每当马来西亚领袖对我们不满时，他们总会通过报刊恫言要切断水供。

　　1990年，我卸下总理一职。国际防卫刊物《军事科技》写道：“1965年新加坡独立时，根本没有任何武装部队来保卫它。到了1990年，新加坡武装部队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受尊重和专业的部队，它有现代化的防卫系统，有能力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那个时候起，新加坡武装部队的作战能力和备战状态，不断得到《简氏年鉴》和《亚太防务报道者》等防务期刊的高度评价。

　　1966年5月，我飞往伦敦希望能争取到首相威尔逊的保证，英军会在坡多留几年――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能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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