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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面对许多急务,首先是争取世界各国承认新加坡的独立,包括加入联合国。我委任拉贾拉南(我们称他拉惹)为外交部长。他是个非常适合的人选。战前和战争时期他在伦敦求学就已经以反殖民主义著称,但却不是激进派。他友善、诚恳、温文尔雅,懂得在坚持立场和外交妥协之间,取得准确的平衡。不论在国内或在海外,后来跟他共事过的人都很爱戴和尊敬他。随着越来越多国家承认新加坡的独立,副总理杜进才和身为外交部长的拉惹,在1965年9月一起启程到联合国,坐上了新加坡的席用他们自己的港口,不经过新加坡直接跟所有贸易伙伴和出人口商做生意。如今新加坡已不再是英国统治的广大地区的中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新加坡要怎么生存?我们必须理出一些头绪,因为当时的失业率高达14%,而且有上升的趋势。

  我们还得让人民以跟英国统治时期大不相同的方式来谋生。过去,工人辛勤地在仓库里为堆得满满的橡胶片、胡椒、椰于、白藤进行加工处理和分级,为出口做好准备。但是,这些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原料都不再进口来加工处理和分级了。由于其他国家都不像新加坡,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尝试采用世界其他地区从未尝试过的新方式。跟我们最相似的香港当时仍然受英国统治,而且有中国作为腹地,在经济上它几乎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跟资本主义世界非共产党国家进行贸易的中介。

  思量了这些问题和眼前的有限选择之后,我得出结论,这个位于东南亚的城市岛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非比寻常。为了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做出非比寻常的努力,使我们的人民更加团结,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适应力,工作效率必须比邻国高,成本却比他们低。他们一心要绕过我们,取代我们一直扮演的区域转口和中介中心的角色。我们必须与众不同。

  我们最珍贵的资产就是获得人民的信任。人民(包括抱着怀疑态度的说华语或方言的左倾人士在内)目睹了一群受英文教育的资产阶级领袖挺身而出,维护他们的利益。我们小心翼翼对待这份刚获得的人民的信任,以免因管理不当和贪污而糟蹋了它。位于世界最繁忙航道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世界级天然港口,是我们有限的资产之一。为了能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我需要这股政治力量。

  另一份珍贵资产是我们的人民勤劳、节俭、愿意学习。他们虽然分成了几个族群,但是,我相信只要政策公平、不偏不倚,尤其是失业和其他苦难由大家平等分担,而不是主要落在少数族群头上,他们就会和平共处。确保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多种宗教组成的社会团结一致尤为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使这个社会变得刚强勇猛、冲劲十足,以便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但是要如何进入这个市场,我当时并没有答案。没人要我们把英国人赶走,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本能使然。如今我们必须为200万人民的安全和生计负起责任。无论如何,我们非取得成功不可,否则推一的生存抉择就是重新合并,但是必须依照马来西亚的条件,像马六甲和摈城一样,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州。

  这个时期,我不断接到政府部长和官员们写来,标明“立即处理”或是“紧急处理”的便条,其中最迫切需要处理的,是关于有必要迅速建立军队的问题。可是,要怎样建军呢?

  我睡不安枕。芝请医生给我配些镇静剂,但是我发觉在晚餐时喝点啤酒或葡萄酒,效果胜过镇静剂。当时我40出头,年纪轻,精力充沛。不论一天的工作多么辛苦繁忙,我总是在黄昏时分,花两个小时在高尔夫球练习场打上50到100个球,并跟一两个朋友打一场九个洞的高尔夫球。那时的我经常睡眠不足。有一天近中午时分,刚履任的英国最高专员约翰。罗布急需向我怕达英政府的口信,我在家中躺在床上接见他,因为我实在太累了。他一定是向英国首相威尔逊汇报了这个情况,因为威尔逊向我表示了他的关心。我在1965年8月23日回信说:“请别为新加坡担心。即使在极度痛苦的时刻,我和同僚们都会保持冷静和理智。在政治棋盘上举起任何一枚棋子之前,我们会衡量所有可能发生的后果……我们的人民具有战斗的决心和确保生存的条件。”

  1965年8月9日,我带着惶惑不安的心情启程,走上一条没有路标和茫无目的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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