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53)_李光耀

五三

　　※第19章组织新政府

　　6月3日晚上，群众大会在市政厅大厦前面举行……我发表了严肃、近乎忧郁的演讲，我并不感到得意，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感受。我开始发现必须面对的问题的严重性——失业。人们热烈期待着迅速取得成果，共产党蠢蠢欲动，工会、学校和社团里有更多的颠覆活动，更多罢工，更少投资，更多人失业，更多麻颇。

　　波霭致贺电对我说："两年多以来，我们的谈判是本着谅解和相互信任的精神进行的。我应该让你知道，我仍然信守我过去说过的，也就是决心以同样的精神处理我们之间未来的问题。光靠这点，新宪制就有可能落实。我将以同样的精神，在权力范围内尽一切可能，使新宪制成功。"

　　我在回电中说："新加坡自治邦眼下开始的航程风险之大，知道的人很少。今后五年我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要看策划工作做得如何，工作有多勤奋，联合王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事态的发展和它的原因，也要看神明；而在这个22O平方英里的小岛上，有几个不同的神。第一个因素取决于我们；第二个取决于阁下，第三个我留给新加坡人民自己去祈求，让神明保佑我们。"

　　后来又出现了第四个因素——北方邻国的态度。第一个公开向我表示祝贺的是马来亚首相。他告诉报界："新加坡人民作出了明确的选择，我祝贺人民行动党赢得那么多的多数票。"但那不是东姑，而是敦拉扎克。东姑在度假，由敦拉扎克暂时代行职务。东姑没那么婉转："他们的胜利是意料中的事。其他政党闹分裂，组织不了强有力的反对派反对人民行动党。我的朋友林有福赢了，我感到高兴，至少他是一股强大的反对党力量。另一方面，党若要有效率，即使在立法议院外也必须重新团结起来，否则局面会维持不变。"

　　6月3日晚上，群众大会在市政厅大厦前面举行，亲共分子没有参加。我们让43名当选议员站在台上，一律穿白色的衣服和裤子，以此来象征政府的廉洁——今后将不会再有过去在新加坡盛行和在其他许多新兴国家存在的贪污舞弊。我介绍了由九人组成的新内阁，包括我自己。我发表了严肃、近乎忧郁的演讲。我并不感到得意，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感受。我开始发现必须面对的问题的严重性——失业，人们热烈期待着迅速取得成果，共产党蠢蠢欲动，工会、学校和社团里有更多的颠覆活动，更多罢工，更少投资，更多人失业，更多麻烦。这是个庆祝胜利的场合，我却没有欢欣鼓舞的心情。大草场上约有5万人，很守秩序，期望很高，心情很好。我选择在这样的场合冲淡他们的希望，给他们泼冷水，替自己准备好如何应付肯定会到来的共产党人的攻势。他们肯定会极力要求获得更多自由，以便颠覆新加坡，并利用他们在岛上的力量协助马来亚的革命。

　　六名部长演讲后，我概括了政府的立场："我们开始了新的一章。人民通过民选政府行使的权力只限于管理本地的内部事务，这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但却是迈向合并和独立的一个步骤……生活里的好东西不会从天而降，只能通过长时间的勤奋工作才能得到。除非人民全力支持政府的工作，否则政府是出不了成果的……有时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我们可能非采取不受一部分人欢迎的步骤不可。在这样的时刻要记住：指引我们行动的原则是，必须以整个社会的至高无上的利益为依归。"

　　§执政头半年

　　1959年6月5日星期五下午，我和同僚们宣誓就职，地点就在蒙巴顿于1945年接受东南亚日军司令官投降的政府大厦。

　　古德主持宣誓仪式过后，以首任自治邦元首和新加坡最后一任总督的身份祝贺我们。我回答说："过去几天，我们有机会跟一个了解我们人民的希望和抱负又了解我们处境的局限性的人打交道，这是我们运气好……希望你在往后六个月的任期内，会协助我们和平、顺利和有效地接管治理新加坡的大权。"

　　典礼举行过后，工作汹涌而来。人人都想赶紧动手，履行自己的职责，根据经验，我知道光靠热情还不行，部长们要充分施展才能，非有冷气办公室不可。这点听起来很奇怪，但是没有冷气的话，现代的新加坡是不可能有效运作的。我在黎觉与王律师馆工作的第一年，坐在大办公室里，炎热、潮湿和噪声使人受不了，尤其是下午，精力很容易就消耗掉。书记工作速度只有平常的一半，打字员会打错字，律师纠正错误和口授时犯的错误更多。高等法院情形更糟，因为我们要戴上翼领和扣上垂片，在律师袍下面穿黑色的夹克——这样的衣服原本是为伦敦冬天潮湿和寒冷的气候而设计的。

　　我接管了政府大厦二楼的市长办公室，跟副总理杜进才共用一间总办公室、一间接待室和一间会议室。为了方便沟通，我的秘书使用我们两人之间的办公室。

　　吴庆瑞掌管财政部，搬进了浮尔顿大厦。他很熟悉公务员的运作情形，工作很快就展开。财政部是我们最重要的部门，我让他挑选政府官员里的精英分子。他选中了韩瑞生担任常任秘书。韩瑞生是我日治时期就认识的朋友，当时他担任土地局局长。后来他证明自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能找到像韩瑞生这样的人是很幸运的事。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时间紧迫，资源也少。时间之所以不多，是因为我预料"蜜月期"最多只有一年，过后共产党人就会重新组织起来，向我们施加压力。资源之所以短缺，是因为公共储备金不多。几天后吴庆瑞便报告说，上届政府动用了储备，用了多达2亿元。他预见1959年财政开支赤字会超过14O0万元，可以省下点钱，但预料最多不会超过500万。因此应该警告部长们，除了已经批准的发展款额，绝对不能为发展项目再提供任何拨款，连已经批准的也要尽量削减。为了平衡收支，必须采取的步骤不但会不受公众欢迎，也会不受部长们欢迎。但是在组织政府的第一年，我们不能出现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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