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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蔑视政府的行动

  事态就这样发展下去。中正学生要求学校复课,华中学生扬言要进行绝食。6月2日,来自各中学的1000名学生在华侨中学集中,在强制放假期间拒绝离校。这是蔑视政府的行动。他们在教室和露天场所上课,由高级班同学教低级班同学数学、英文、华文和地理,家长送食物绘他们。除此以外,这看来就像个学生自行组织的复习功课的夏令营活动。

  学生也向总督递交更多请愿书,但官方置之不理。6月24日七所学校复课时,当局采取了新的纪律行动,包括审查教师,禁止学生利用校舍进行未经校长批准的课外活动。这些命令在报上读起来很像样,在学校里却执行不了,因为董事会和校长害怕教师和学生当中有组织的地下活动。

  9月13日政府宣布,它准备采取行动,封闭任何不遵守学校条例的学校;如果学校在这之前的六个月内被利用来进行危及新加坡的政治宣传,学监就必须提出理由,说明为什么这所学校不应被封闭。这不是个经过慎重策划的行动,宣布的时机也不对,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在这之前,华校董事会基本上分成反共集团、骑墙派和共产党的同路人,一旦政府准备控制他们,他们便团结起来反对政府,连民族主义的国民党报纸也支持他们。

  总督列诰爵士大吃一惊。9月21日向立法议会讲话时,他表示对有人指政府采取反华人的政策感到痛心。他说,政府无意同化华校和把它纳入殖民地的教育系统。共产党人知道,总督的计划是要制止他们的颠覆活动,事实上却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利用爱国事业把所有受华文教育的团体团结起来。他们聪明地把问题歪曲成为:胁迫华校英化,摧残华族的文化、语言和教育。在华人心目中,尤其是对新加坡受教育不多的百万富商和店主来说,这些都是神圣的民族遗产。从中国传来的许多热烈赞扬建设成就的报道,对中国如何转化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进行描绘,把他们给迷住了。而正当中国重新焕发青春活力,应该成为各地华人恢复自豪和自尊的源泉的时候,英国人似乎正准备剥夺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殖民地政府误闯了文化雷区。如果政治部当年有受华文教育的官员,能感受到新马两地的沙文主义社群的脉搏,他们就会提醒总督,采取行动时应该更敏感、更谨慎。

  华校生跟英校生截然不同。他们生气勃勃,善于筹款。我代表他们找布里特时,告诉布里特他们能动员中华总商会的商人出钱。布里特建议收费3万元。我转告学生,他们眼睛眨也没眨。布里特是在10月7日飞来新加坡,处理五天后开审的上诉案,早在这之前,他们便把钱送到我家来。看来他们对前往黎觉与王律师馆感到不自在,因为律师馆的主要合伙人是英国人。

  布里特读了上诉资料之后,必定知道上诉根本就没有成功的机会。于是,他根据自己多年来表达激烈感情的经验,尽量替学生讲话,并进行宣传,以损害政府。他到达后第二天,学生在羽毛球馆开茶会欢迎他。布里特用英语发表了演讲。东道主发表了多个华语演讲,却没有人翻译给他听。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这是个机会,幕后的领袖可以利用合情合理的事件进行动员,支持学生,鼓起他们的热情,为群众运动进一步打下基础。

  整个过程给布里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12年后出版的自传里,他还记得,当时有5000名学生整整齐齐地坐在会场里,人人手上都有一盒蛋糕、包点、花生和香蕉,过后花生壳和香蕉皮都放回纸盒,由招待员拿走。这样,在学生们离开会场坐巴士回家时,场内依然干干净净。这显示出卓越的组织和后勤能力。这一切都是按照15岁左右的男孩儿和女孩儿通过扬声器发出的简单利落的命令进行的。这样的表现,任何军队的参谋看了都会高兴,我和布里特一样,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这类会议,后来还参加了多次,我从没见过英校生也有这样的表现。英校生说话没信心,缺乏自信,他们使用非母语时心理上有障碍。

  我知道,上诉这事的结局将是令人扫兴的,但学生们认为这是个组织示威反对政府的机会。10月12日,大批学生在最高法院外面的大草场集中。根据《新加坡虎报》报道,布里特到达时,他们爆发出"一阵暴风雨似的掌声"。英国籍法官奈特问道:"像这样微不足道的上诉案,怎么排上了三天?"布里特说,这件事应该由他负责,因为按照他估计,案件不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审完。接着他认真地说明了上诉的理由,接连两天摆出了勇敢的姿态。换成我的话,要拖到超过一个上午也难以做到,而且效果会很差。第二天双方陈词结束后,法官维持原判。但是他说,如果年轻的学生签下保证书,保证18个月内行为良好,他会撤销监禁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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