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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自诩为车界“老大”的英国,基于保守的传统,仍然坚持“右驾座”的设计,但在“遵守交通安全”的共识下,首创道路中央分道标线,得以兼顾行车安全与“面子”。世界各国都如法炮制,在道路上竖起分道标线。

  美国在吸取欧洲制车的优点后,孕育出讲求舒适与安全的“美式汽车文化”,引起汽车产业革命。在左驾右行的福特T型车风行美国之后,北美大陆的公路规则,也就如此这般地定了下来。

  “T型车就是我亨利·福特的名片。”亨利曾经这样半开玩笑地说,他也确实把T型车当作自己的名片送给自己的朋友。

  亨利有两个最要好的朋友。其中的一个好朋友是美国著名的自然研究学者、博物学家约翰·巴勒斯,另一个就是著名的托马斯·爱迪生。福特一直把爱迪生作为自己崇拜的偶像,尤其忘不了当年爱迪生鼓励他研究汽车的那段往事。后来,他曾经写信给爱迪生向他索要签名照片,书生气十足的爱迪生早已忘了谁是亨利·福特,当然也没有答应他的要求。现在,由于T型车的缘故,亨利·福特在美国无人不知,于是,在有关人员的安排下,福特又和爱迪生见面了。福特把一辆T型车送给了自己的偶像,还借给爱迪生100万美元的资金。这次的会面虽然是在两个地位平等、都名扬天下的伟人之间,但是福特却在爱迪生面前表现得像一个小学生,用当时在场的其他人的话来形容,福特就像一颗把爱迪生当作太阳的行星。然而后来这两个人之间却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克拉拉曾经这样告诉来访的客人:“福特的露营朋友,只有爱迪生;垂钓的朋友,也只有爱迪生。”在爱迪生80寿辰那天,福特亲自前去祝寿,并且和他同乘一辆汽车花了半天的时间出游。当时有记者这样评价:“世界上最忙的两个人竟然做了半日的清游,这可以说是最平淡的寿礼,也可以说是最奢侈的寿礼。”爱迪生本人也非常了解福特,当舆论界盛传福特要竞选美国总统时,爱迪生却这样告诉记者:“福特是个有意味的伟人,然而他不是有别的意味。他做总统,我不投票;他做企业家,我投票,而且投双票。”后来,福特果然声明他不愿意参选。他说:“政权不能生产货物,也不能生产价值。政府和军队占重要地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需要的领导者最迫切的是企业界。”可见,福特是以新时代企业界的领导者自居的,他的心事,爱迪生知道。

  “福特汽车公司因为侵犯我们的专利,所以必须向我们赔偿100万美元。”1909年5月28日,由26家美国汽车制造商组成的美国有照汽车制造商协会向纽约法庭起诉,认为亨利·福特制造汽车违犯了他们的“色尔登专利”(即1895年11月美国政府授予发明家乔治·色尔登“所有商业用途汽油汽车的控制权”的专利)。这个联盟组织就像一只无形的巨手,以专利权为借口,迫使当时美国的差不多所有汽车公司都屈服在它的巨大压力下,向它缴纳专利费。当初,他们曾以“两次经营失败”为借口,拒绝福特汽车公司加入该组织,现在看见福特汽车公司强大起来,于是就来纠缠不休。一方面,福特和库兹恩斯向广大消费者保证这一争端丝毫不会影响消费者的利益,保证所有责任都由福特汽车公司独力承担,并且把这一保证以法律文书的形式附在出售的每一辆T型车上。另一方面,46岁的亨利·福特第一次来到纽约,以镇定的神情,尖锐的语言在法庭上向不可一世的对手发起了挑战。在法庭尚未做出判决之前,坚信自己必胜的亨利离开纽约,去西雅图观看跨越大陆的汽车拉力赛去了,当然,大赛最后的胜利又属于T型车。

  9月15日,法庭作出判决,认为出售任何汽油汽车都是对色尔登专利的侵犯,这一结果使福特大失所望。

  安排了向最高法院上诉的事宜后,福特回到家里,筋疲力尽地倒在沙发上。这时,16岁的爱德塞来到父亲面前,请求父亲允许他驾驶一辆T型车做一次穿越美国大陆的汽车旅行。

  “你只有16岁,我的孩子,我是绝对不同意你去这样做的。”亨利对儿子说,“这可不像是你平时开车去上学。这样吧,当你年满18岁以后,我就不会再反对你这样做了,但是现在绝对不行!”

  爱德塞一言不发,含着眼泪一头扎进自己的房间,关上了房门。

  “亨利,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跟爱德塞好好谈谈了。”克拉拉担心地望着儿子的房间,“他长大了,也越来越不爱说话了,这样下去他和我们的隔阂会越来越深的。”

  “无论怎么说,克拉拉,我不会同意他做这样的冒险旅行!”亨利握着妻子的手,“他毕竟是我们唯一的孩子!”

  几天后,在底特律的达官贵人们参加的一次聚会上,亨利遇见了百万富翁威廉·杜兰特。

  “哎呀!福特先生,”又高又胖,嘴里衔着哈瓦那雪茄的杜兰特故作惊讶地叫了起来,“您怎么又瘦了许多?为什么不多吃一点东西?您这样不懂养生之道,怎么能够长命百岁,怎么能更好地经营自己的企业呢?”

  亨利了解这个带些神秘色彩的人物。杜兰特在年轻时当过一家烟厂的公务员,还当过市政设备的推销员,后来又成了美国著名的马车制造商,40岁就成了百万富翁。后来一直在股票市场从事投机活动。听说,最近在美国汽车界搞名堂。

  换了往常,福特对这样的玩笑话通常会一笑置之,可是由于心情不好,福特于是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说:“杜兰特先生一定知道我在底特律有一家医院,我经常去,可从来没有一次是为了看病,倒是在那儿看到许多长得像阁下这样又高又胖的人因为吃得太多的缘故在求医问药。”

  周围有人禁不住笑出声来,杜兰特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他只好耸耸肩,故作潇洒地把夹在两根胖胖的手指间的雪茄在空中画了一道优美的弧线,目送福特端着一杯橙汁(亨利·福特从来不饮酒)向大厅的另一方向走去。

  第二天,福特正在和库兹恩斯分析上诉最高法院可能会出现的种种结果,杜兰特突然前来拜访。

  在底特律公众眼里一向有些神秘色彩的杜兰特,在亨利·福特和库兹恩斯面前倒是非常的爽快,他把自己胖胖的身躯埋进沙发,然后一边仔细地吸着手里的雪茄,一边开门见山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我已经完成了购买卡迪拉克、奥兹车等汽车公司的谈判,现在想购买你们的公司,以便能把这些公司与我先期购买的别克汽车公司合并起来,组成一个空前庞大的新的汽车公司。”杜兰特轻松地吐了一口烟雾,“而且我已经和有照汽车制造商协会签了约,已经获得了他们的专利权。”

  “杜兰特先生好大的胃口!”福特笑着对杜氏说,可是库兹恩斯发现,福特的脸在笑,其实眼睛里一丝笑意也没有。

  “准备成立的新公司叫什么名字呢?”库兹恩斯问。

  “国际汽车公司。”杜兰特回答,并随手抓起了桌子上的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国际”的字样。突然,他又好像想起了什么,又用铅笔把“国际”这个词涂掉,写下了“通用”这个名称。

  “让我们考虑一下吧!”亨利和库兹恩斯彬彬有礼地送走了杜兰特,双方约定,一周后在百乐门饭店会晤。

  “杜兰特真是个有魄力的家伙!”亨利不禁有些钦佩这个貌似酒囊饭袋的家伙。

  “你是怎么想的?”库兹恩斯问亨利。

  “说实话,我不想干下去了。”亨利的语气中流露出无奈和疲倦,他摘下那顶镶着一道黑圈的灰色礼帽,用手拢了拢已经花白了的头发,“只要价钱合适,库兹恩斯,咱们这两个上了年纪的老家伙干脆回家安安心心当百万富翁去算了!”

  “至少要给800万!”库兹恩斯说。

  “好!就800万,而且要现金,少一点也不行!”亨利斩钉截铁地说。

  “要是没谈成,那我们怎么办?”库兹恩斯又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

  亨利把手中的帽子重重地摔在办公桌上:“那就跟汽车联盟的那帮狗娘养的拼到底!”这是库兹恩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亨利骂脏话。

  一周后,百乐门酒店的谈判成功地达成了协议,杜兰特接受了亨利·福特开出的条件,亨利也同意了杜兰特“不得在出售公司后再另起炉灶”的要求。但是后来,倒是杜兰特的投资合伙人和那些缺乏远见的银行家们退缩了。既然杜氏筹不到那么多的现金,这次协议也就取消了。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福特汽车公司一面继续生产和销售T型车,一面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舆论工具与有照汽车制造商联盟进行不懈的斗争。公众和社会舆论大都站在福特一边,因为福特汽车公司的T型车在美国深入人心。新闻媒体称赞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人”,具有“无所畏惧的胆识和勇气”,是“世界上深受人们喜爱的勇于奋斗的人”。

  一直到1911年1月9日,具有决定意义的最终裁决终于下来了。上诉法官认为:汽油汽车的主要技术是一种“社会发明”,所有的汽车制造商都可以平等使用,并且宣布遣散美国有照汽车制造商协会。福特胜利了!

  “天与地之间的界线消除了。”福特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对库兹恩斯和威利斯说,“走,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了!”

  随后,福特等人来到百乐门饭店,那里聚集着原来约好准备庆祝“胜利”的美国有照汽车制造商协会的成员们,此刻,会场中弥漫着悲观失望的气氛。福特向在场的人一一致意,然后以印第安人表示和解的方式,把一支点燃的泥烟斗,传递给在场所有的人,不吸烟的福特这次破了一回例。

  “主说:‘予人屈辱者,必将受人屈辱’。”在回家的路上,亨利·福特自言自语地说。

  不久,在底特律,在美国的许多城市,竖起了福特汽车公司新设计的广告牌,一辆福特汽车风驰电掣般地行驶在大道上,车上坐着一位美丽的女郎,她的围巾在风中飘飞。一句简单明了的广告词在空中闪烁:“请看!福特汽车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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