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传(65)

六五

　　现在，事情还在发展着。我早已知道，现在已到了对我心中想过的事情作出决定的关键时刻。我要中止我在维也纳集团的领导权，使它不再发生有效的作用。我要把领导的责任让给阿德勒，但不是因为我高兴那么做，而是因为他是维也纳的唯一合适的人，而且他在那个职位上也许会感到自己维护我们的共同基础的责任。我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他，并会在下周三通知别的人。我不相信他们仍然会不满足。我已经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心怀不满的和我所不期望做的老人。这当然是我不愿做的，但我宁愿如此。作为运动的领袖，必须在年龄和资格方面都很合适，那样的话，他们便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并真正地称职。

　　从学术研究方面说，我当然要一直合作到最后一口气为止，但我将全部省去在指导方面的精力而悠然自适。

　　实际上，当精神分析学在各国发生影响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的倾向。第一是主张联合成一个组织，并在学术研究中共同合作；另一种倾向则认为没有必要建立组织，而且在学术观点上要容许存在各种分歧。后者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新兴的科学，就精神分析这一工作的开创而言，它是富有启发性的，而这应归功于弗洛伊德。但究竟应以何种观点去分析人的心理，则有极其广阔的选择余地。

　　瑞士的布洛伊勒从一开始就不主张成立国际性组织。后来，弗洛伊德在一九一零年圣诞节同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他才勉强同意成立国际性学会。但不久，他又从学会退出，并把兴趣从心理学研究转向精神治疗法。

　　在弗洛伊德所在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自一九零二年成立到纽伦堡大会为止，已经开展活动八年。一九一零年十月，该会选出阿德勒为主席，斯泰克尔为副主席，兰克为秘书，弗洛伊德则担任科学研究方面的主席。

　　柏林的精神分析学研究工作开展得很慢。一九零八年八月，阿伯拉罕同其他四个人在这里成立了精神分析学会。

　　瑞士的苏黎世，在一九零七年成立一个“弗洛伊德协会”的组织。除了瑞士人以外，还有许多外籍人士参加，他们来自意大利、美国和德国等。所以，这个组织培养了一批较好的精神分析工作者，在国际上有较大的影响。

　　精神分析这门科学，从纽伦堡大会以后更迅速地发生了影响。从那以后，在欧洲各国召开的各种医学工作会议，都纷纷地讨论了精神分析的问题。

　　在美国，由于弗洛伊德的访问及钟斯、布特南、布里尔等人的热心支持，很快掀起了对精神分析学的研究热潮。一九一零年五月二日，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在华盛顿正式成立，普林斯任主席。《变态心理学杂志》成为了该会的机关刊物。

　　在俄国也引起了一些人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奥希波夫和他的同事正忙于翻译弗洛伊德的著作。莫斯科科学院为优秀的精神分析学著作颁发了奖金。一九零九年莫斯科出版了《精神治疗法》杂志。

　　与此同时，在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也开始研究和翻译弗洛伊德的著作。

　　一九一零年，弗洛伊德将他在曼彻斯特市克拉克大学的讲演稿正式出版，其中还附加其他的短篇论文。

　　在同一年，弗洛伊德还发表其他许多著作。这些著作包括：《原始语言的对偶性意义》、《恋爱生活对心理的寄托》、《精神分析学论文集》、《爱情心理学之一；男人选择对象的变态心理》、《列奥纳特·达芬奇对幼儿期的回忆》等。在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有两篇：第一篇是收集在《精神分析论文集》中的《关于儿童心理生活的经验》，第二篇是关于达芬奇幼儿期回忆的那篇著作。在这两篇著作中，他对幼儿心理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幼儿“自恋期”的心理活动规律。

　　一九一零年夏天，弗洛伊德还为奥地利著名的作曲家古斯塔大·马勒进行精神治疗。马勒得了强迫性精神病，而且重复发作了三次。弗洛伊德为马勒进行精神分析后，他的病有所好转，而且从此改善了他同他的妻子的关系。这使马勒及其一家人对弗洛伊德深为感激。

　　这一年夏末，弗洛伊德与费伦齐一起到巴黎和南意大利度假。他们从巴黎到佛洛伦斯、罗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

　　一九一零年整个一年，弗洛伊德是在异常忙碌的气氛中度过的。这一年，他取得了重大的收获，但也遇到了许多麻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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