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传(39)

三九

　　弗洛伊德特别注意孩子们的假期和旅游，认为绝不能因为没有钱而扫他们的兴。所以在这方面，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而他们从来也不辜负他的好意，足以表明他的孩子有很好的性格。另一方面，由于他能设身处地和公平待人，使他常常为朋友的经济情况着想，而他的这个良好的品格也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孩子们。他的大儿子的最知心的朋友是一个很穷的年轻人，但每当他们两人要一道去爬山旅行时，弗洛伊德一定先问清楚这位朋友带多少钱，然后他就按照那个数目给他的儿子，他认为这样做才不至于使那位朋友处于尴尬地位。

　　弗洛伊德的最主要的收入，是从诊治病人中获得。在当时，他的医疗费，每次是四十奥地利克朗，这在当时的维也纳算是较高的。他把每次看病所零星收集的钱尽可能节省下来，一部分积存起来，一部分用于满足他收集古董的嗜好。至于著作的收入，起先都是小数目，他就当做礼物分发给孩于们。送礼物是他最乐意做的事，而且，往往急于马上送出去，并且不耐烦等到适当的时机，所以每当碰到孩子的生日，虽然有他太太的阻止，但总是在前一天晚上，他就把礼物送到孩子的手上。这只不过是弗洛伊德热情的个性的一个典型表现而已。每天早晨邮差来送信，也是他所热心等待的一件事。他不但很喜欢接信，假如他的朋友，不能象他那样很快回他的信的话，他往往很容易不耐烦起来。

　　弗洛伊德对于金钱上的往来交易，从来都是毫无兴趣，他把一切节省下来的钱都投资到保险和政府的债券上去，绝不搞证券交换的活动。不过他的这些积蓄都因奥国经济形势恶化所引起的通货膨胀，而赔得一干二净。后来他接受教训，等到又有了积蓄时，虽然还是投资到政府公债上去，但把大部分送到国外去，存在比较安全的银行里。

　　假日旅行对弗洛伊德有特别的意义。每次当他一搭上驶离维也纳的列车时，他就会大大地松一口气。在每次出外旅行之前好几个月，甚至早在半年多之前，他就和家人、亲友反复地讨论未来的旅游目的地，计划找一个迷人的消暑胜地。他常常会在复活节时去作一次试验性旅行，同时向家人写一份有趣的书面报告。他们全家对这都很感兴趣，他们提出的条件也很特别：一幢舒适的房子，里面要有一间弗洛伊德能写作的房间；要位于一定的海拔高度上，有充足的阳光，有清新的空气，附近要有可供散步的松林，要有充分的蘑菇可采撷，要有美丽的景色，最重要的是要宁静，要远离任何为游人响往的名胜。

　　弗洛伊德的假日消遣最突出的活动就是找蘑菇。在这方面他有出奇敏锐的眼光，他可以说出哪些地方有蘑菇，甚至在火车疾驰而过时，也能指出那些地方来。有时当他和孩子们一起出去找蘑菇时，会突然离开他们。这时，他的孩子们马上就意识到父亲在近处找到了蘑菇，果然，他们马上就听到他找到蘑菇的那股欢笑声。在找到蘑菇时，他常常静静地爬过去，然后，突然用帽子把那堆蘑菇盖住，仿佛它是一只鸟或蝴蝶，深怕它会飞去似的。此外，他们还会去找一些少见的野花；然后，等空闲时，再仔细地辨认分类。他的一个女儿曾经说，父亲喜欢教给他们三件事：野花的知识、找蘑菇的艺术、玩牌的技巧。而他本人在这三方面，确实都很内行。

　　在假期旅行中，弗洛伊德有两种偏向女性化的表现：（一）弗洛伊德没有方向的观念，一到乡村，老是找不到路回去。他的儿子说，当他们走一段比较长的路时，他会出人意料地向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走回去。但他也深知自己的这一弱点，能听从别人指点的路走。（二）他对旅行的详尽知识很不在意，例如他根本就不会看火车时刻表。所以比较复杂一些的旅行，都由他弟弟亚历山大，后来则由他儿子奥立沃安排，而他们两人在旅行方面都是专家。弗洛伊德常常为了赶一班火车，老早就到火车站等车，虽然用这样长的时间准备，但他的行李和其他东西，还是常常带错或漏掉。

　　弗洛伊德每天工作十几小时，但他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利用工作之余继续写作。他有一种令人敬佩的责任感，不断地催促自己把经验所得、研究成果写成书面材料。当时，他在研究精神分析学方面的成果尽管不受重视，但他仍然专心致志地从事精神分析学的著述工作，也从不感到疲倦和气馁。晚上回家后，吃完晚饭就开始思索、动笔，一直到午夜。他经常熬夜到凌晨一、两点钟。他在十九世纪末写出的著作都是用连续几十个晚上写出来的。

　　弗洛伊德有动笔的喜好。他在工作和休息之后，坐在写字台前，就要拿起笔写东西——不是写信，就是写临床报告或写作。他的信和稿都是亲自写的，他很喜欢写字，一直到七十多岁以后，他才让女儿帮他抄写。

　　他在长期的写作中，练就了一手好文笔。他的文风优美、自然。他最讨厌作文方面的种种形式上的限制和规定。在他看来，文章应该成为表达思想的最好工具；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要矫揉造作，不要过于追求形式。他认为文字的优美和修词是必要的，但那也是为了更通顺、自然、流畅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如果因为追求形式的优美而妨碍了内容的表达，他宁愿停笔不写。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弗洛伊德除了工作和写作以外，很少有时间去进行社交活动。就连到戏院进行娱乐活动的时间都很少。有时很难得到戏院或音乐厅去欣赏莫札特的音乐或歌剧。

　　弗洛伊德从九十年代起参加了在维也纳的犹太人组织“伯奈伯利兹社”，平均每隔一周参加一次该社团的集会。在这个社团的集会上，他作了有关梦的学术报告，也听了许多举世闻名的犹太学者们的报告。

　　最使他难忘和激动的，是听到了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1835—1910）的有趣而深刻的报告。弗洛伊德早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就很欣赏马克·吐温的作品。他特别喜欢马克·吐温的那本《汤姆·莎耶历险记》。这本马克·吐温的代表作，弗洛伊德读了很多遍。当他同玛莎恋爱的时候，他就曾同玛莎一起反复鉴赏《汤姆·莎耶历险记》。弗洛伊德也很爱读马克·吐温和华尔纳合著的长篇小说《镀金时代》。马克·吐温对当时社会的尖刻揭露和他那诙谐、幽默的文笔给弗洛伊德很深的印象。

　　在这一时期，弗洛伊德同外界的联系，最集中地反映在他同他的朋友弗莱斯的通讯来往中。在这个时期弗洛伊德同弗莱斯的来往信件，成为后人研究弗洛伊德学说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文献。

　　威廉·弗莱斯（1858—1928），同弗洛伊德一样，是布洛伊尔教授的学生。一八八七年，当弗莱斯在维也纳读书的时候，布洛伊尔教授把弗莱斯介绍给弗洛伊德，从此，他们之间结下了十五年的亲密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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