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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洛伊德对莎士比亚特别推崇。他是从八岁就开始看莎士比亚的著作的。最后,他看完了莎士比亚的所有著作,而且,每当他阅读时,总要从莎士比亚的著作中摘引最精华的部分,背诵得滚瓜烂熟。他非常仰慕莎士比亚表达得精确和深刻,特别敬仰莎士比亚对于人生要旨的精湛理解。钟斯说,弗洛伊德简直是一个“莎士比亚癖”。弗洛伊德还坚持认为,莎士比亚的气质不象是盎格鲁——撒格逊种,而是法兰西种;他还认为,莎士比亚这个名字可能是法国名“Jacques Pierre”的讹传。

  弗洛伊德既保留了犹太人的传统,又善于广泛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他对反犹主义怀有深切的痛恨。他的朋友多数是犹太人,但他同时又坚决反对老一辈犹太人所恪守的小圈子主义生活方式,他主张使犹太人尽可能地同外族人接触。因此,他主张改革犹太人的那些会造成自我孤立效果的狭隘习俗。

  弗洛伊德有学习语言的天才,他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熟练地掌握法文和英文,他还自学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对于他的祖宗的语言希伯来文,他当然也很熟悉。他特别喜欢英语。有一次,他对厄纳士特·钟斯说,在整整十年的时间内他所读的唯一的书就是英文书。

  一八七零年,普法战争爆发了。当时,弗洛伊德已经十四岁。他对这场战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密切地注视着战局的发展。据他的妹妹说,在战争期间,弗洛伊德的书桌上一直摊着一张大地图,并用小旗作标志表示战争的进展情况。弗洛伊德激动地向妹妹讲述战争的情况,并说明各场战斗的意义。他幻想着自己长大以后能成为一个将军。但后来,他的这个愿望慢慢地消失了;特别是在他二十三岁参军一年之后,简直完全失去了从军的兴趣,转而对科学研究工作发生了兴趣。

  从一八六零年迁往维也纳起,弗洛伊德的生活便开始走出狭小的天地。这是从两方面讲的:

  一方面,弗洛伊德到维也纳以后,开始生活在欧洲的中心。维也纳,作为欧洲的政治、交通和文化的中心,使弗洛伊德的眼界大大地开扩了。同原来偏僻的弗莱堡相比,这里可以及时地看到和听到发生在世界上,特别是欧洲各国的重大事件。弗洛伊德虽然还是少年,但他在理智和文化知识方面的过人水平,使他敏锐地感受到了历史前进的脉搏。这里显然成为了他进一步成长的最好的出发点。

  另一方面,从一八六零年起到一八七三年弗洛伊德毕业于大学预科为止,恰恰是世界历史和欧洲历史,特别是德意志历史发生突变的时刻。发生在这十多年间的政治事件、经济改革和科学发明,一个接一个地震荡着弗洛伊德的平静的学习生活,使他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精神的鼓舞力量,推动他勤奋地钻研各种文化知识。这无疑是弗洛伊德未来发展的精神源泉。

  就弗洛伊德个人而言,他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从儿童到成年人的过渡期。他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肉体上和性机能上逐渐成熟起来。

  根据掌握到的各种材料来看,弗洛伊德的性机能是发展得很正常的。

  在十六岁的时候,弗洛伊德第一次经历恋爱生活。这事发生在一八七二年。弗洛伊德回访了自己的出生地弗莱堡。他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女朋友吉夏拉。吉夏拉的父亲和弗洛伊德的父亲一样是毛织品商人,他们俩很小的时候就在一起。吉夏拉比弗洛伊德小一、两岁,当弗洛伊德见到吉夏拉的时候,弗洛伊德满脸通红,心扑扑直跳,说不出一句表示爱的话。吉夏拉离开弗洛伊德以后,他一个人留在树林内想入非非。他幻想着自己的家如果不离开弗莱堡的话,他就可以在弗莱堡或在它附近成长为一个粗壮的农村少年,并可以获得机会同吉夏拉结婚。弗洛伊德完全陷入了情海之中,这种幻想在此后几年一直伴随着他。

  这种幻想后来又为另一种幻想所代替。当他得知父亲和哥哥伊曼努尔打算让他在毕业后弃学经商并可能让他迁居英国曼彻斯特的时候,他就产生了另一个幻想——幻想同伊曼努尔的女儿保莲,也是吉夏拉的好朋友结婚。根据弗洛伊德的学说,弗洛伊德自己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上述两个幻想都表明他的性发育已进入“青春发动期”的阶段。

  一八七三年,弗洛伊德从大学预科毕业前夕,面临着一生职业的抉择。弗洛伊德曾经向往作一位政府部长或政治家。他在《自传》中说:“那时的我,其实后来也如此,对于医生这一行,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兴趣;与其说是为了兴趣,还不如说是为一种对人类的好奇心所动……由于在学校里和一个有志成为名政治家的高年级同学相认识,受到他的有力影响,我产生过学法律和参加社交活动的愿望。但是,就在同时,当时最热门的达尔文进化论却也深深地吸引着我。因为那些理论,撩起了我对世界更进一步了解的愿望。加上在毕业之前,在卡尔·布鲁尔教授的课上,听他朗诵歌德那美妙的论自然的散文,遂决定成为一名医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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