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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当时的欧洲,盛行着一种唯心主义的乐观哲学,法国的莱布尼兹,英国的博林布洛克等人,都是“一切皆善”的哲学鼓吹者。他们认为恶是暂时的,善是永久的,现实中的一切都会走向更完美更崇高的和谐。这一哲学观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的。17世纪,欧洲的反封建斗争遭到挫折,随着君主专制统治的加强和唯理主义的盛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对封建王权的谦让、妥协倾向日趋明显,鼓吹安于现状、忍辱求生、知足常乐的盲目乐观主义哲学也就应运而生。它成了束缚人们头脑的一种新的精神枷锁,严重阻碍着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发展。针对这一现状,伏尔泰觉得非常有必要戳穿“先天和谐论”的画皮,提醒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决定采用自己最得心应手的斗争工具——讽刺小说来批驳这一为旧制度辩护的哲学,并借机宣传启蒙思想。

  伏尔泰在《老实人》中,通过对老实人、居内贡、邦葛罗斯等人苦难历程的描绘,深刻揭露了欧洲封建社会和教会制度的腐朽黑暗,无情地嘲笑了乐观主义哲学的盲目性和虚伪性,同时也批判了这种哲学给人们精神所造成的危害。伏尔泰在小说中还刻画了一位悲观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玛丁,他坚持“人类只是在焦灼不安和无聊昏睡中生活一世”的悲观论调,坚信灾难、卑鄙行为和无聊之事主演岁月。这也是伏尔泰所不赞成的消极处世哲学,他主张启迪人们的智慧,正视现实,积极谋求新的变革。小说的最末一句话:“种咱们的园地要紧。”这句名言,构成了伏尔泰全部哲学思想的真谛。它说明,人类社会并不美好,要改变现状,不能坐等天赐恩泽,一切都得从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工作开始。

  伏尔泰最擅长、最能体现其诙谐幽默的性格特点的是讽刺。在《老实人》中,他讽刺的笔锋从德国到英国、从法国到西班牙,横扫整个欧洲。他嘲笑荒淫无耻的贵族和教士时更显得辛辣无情。当小说写到邦葛罗斯身染脏病的来历时,伏尔泰突然不动声色地抖出了一份神秘的“家谱”:邦葛罗斯是从使女巴该德那里染上了这个病,巴该德的病“是一个方济会神甫送的,神甫的病是得之于一个老伯爵夫人,老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骑兵上尉,骑兵上尉得之于一个侯爵夫人,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侍从,侍从得之于一个耶稣会神甫,耶稣会神甫当修士时直接得之于哥伦布的一个同伴。①”短短一段描述,把贵族和教士可耻的面目揭露得淋漓尽致。

  ①参见伏尔泰《老实人》,《伏尔泰小说选》,第86页

  伏尔泰是唯物主义的思想家,他用自己的小说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势力的同时,也积极宣传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老实人》中,作者如实描绘了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的灾难。当时,反动教会有意利用唯心论愚弄民众,他们置人民的生死于不顾,还要用“上帝对人类的惩罚”之类的谎言来恐吓群众。伏尔泰通过对里斯本举办功德会,以人祭禳解地震场景的真实描绘,有力地揭露了专制制度的黑暗和宗教势力的猖狂。一个个无辜的异教徒被活活烧死了,可是地震照样发生,这是对教会神权邪说的绝妙讽刺。伏尔泰力图启示人们:自然规律是不受人们的善恶观念驱使的客观存在,自然界对人类造成的灾难决不应看成是神灵对人类的惩罚。如果说《咏里斯本灾难》是用严肃的哲理诗来批判现实社会的黑暗与腐朽,反对愚昧的乐观主义,那么《老实人》则是用风趣十足的讽刺文学来揭露社会生活的种种丑恶,一层一层地戳穿“先天和谐论”的画皮。

  《老实人》中,伏尔泰精心安排了一个老实人在威尼斯巧遇六位失去王位的国王的情节:这些曾经嚣张煊赫一时的国王们,在威尼斯度狂欢节时,竟然现出了付不起饭钱的穷酸相。敏锐的伏尔泰已经从封建专制势力的疯狂猖獗中,预感到它穷途末日的来临。30年后的1789年,一场荡涤封建残渣余孽的革命风暴,终于如火如荼地爆发了。

  伏尔泰在《老实人》中,不仅揭露了专制制度和封建教会的腐朽与黑暗,而且也为人们展示了一幅理想社会的美好蓝图。老实人无意之中来到了黄金国,在这一自由的国度里,人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既无迫害,又无牢狱;有高耸入云的现代化建筑,有摆满数学和物理仪器的科学馆。国王英明有为,民众虔诚和睦。显然这一理想中的黄金国,只不过是伏尔泰乌托邦式的社会和政治理想的图解,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国。然而,它作为封建专制社会的对照物却也显得赏心悦目。伏尔泰正是希望通过黄金国的理想生活图景,来激励人们解放思想,崇尚科学,追求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远大理想。

  《老实人》是伏尔泰哲理小说的代表作,它以朴素的题材,鲜明的形象,生动地概括了17、18世纪欧洲各种哲学派别的论争,并把这种争论从谈玄说理的神秘迷雾中解放出来,使之面向现实社会,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浓厚的哲学含义。它所描写的荒唐可笑、奇异怪诞、幽默有趣的故事表明,伏尔泰作为古典主义的文学大师,也开始娴熟地运用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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