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五十六(32)

三二

　　黑岛自1939年秋以来一直跟随山本。他原本是炮火射击军官，在海上呆了多年，海军大学毕业，并曾担任过海军大学的教官。目前他是山本的首席参谋，负责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各种总体作战计划和有关的战略战术。

　　在推崇一致性的日本，黑岛是一个性格怪僻、行为乖张、与众不同的人。正如他那反常的名字——龟人所表示的那样，他在解决一个问题时总是缩进他的乌龟壳里，把自己锁在舱内，拉上窗帘，双手抱头坐在黑暗中。当他突然有了一个主意时，他就开灯，发疯似地乱写一气，纸张满地，使劲抽烟。作为司令长官的亲信参谋，却从不与山本一起用餐，总在自己的舱内吃饭，脏碟子里装满了香烟和烟头。各种书籍横七竖八，堆积如山，他对此却视而不见从容居间，被勤务兵称为“黑岛怪参谋”。当有人问山本为什么把这样一位古怪的军官留在自己的参谋班子中时，山本就回答：“除我之外，谁能够用黑岛？”是的，在联合舰队的参谋人员中，再也找不出比黑岛为珍珠港计划工作更为刻苦的人了。

　　现在，这位“黑岛怪参谋”又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卧舱里了。房间里很热，他便赤身裸体，伏在案上，夜以继日地陷入苦思冥想。

　　这样，到4月中旬，山本已把珍珠港计划正式作为联合舰队研究的题目，并于4月10日迈出了最有力的一步，将第1航空母舰战队（“赤城”号和“加贺”号）、第2航空母舰战队（“飞龙”号和“苍龙”号）和第4航空母舰战队（“龙骧”号）合编成一个作战单位，组成了第1航空舰队。此外，还配备了10艘驱逐舰。日本海军由此形成了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空中打击力量的核心，它可以对指定目标一下子派出200多架飞机。

　　接着4月末，黑岛接受山本的命令，去东京向军令部解释由他拟制的关于袭击珍珠港的战略和策略。

　　在东京的海军军令部里，作战部部长福留繁少将、作战课课长富冈定俊大佐和航空参谋三代辰吉中佐都反对联合舰队袭击珍珠港的计划。

　　富冈认为日本的目标是东南亚，不能过分分散日本海军的力量。联合舰队可以用纯战术和战略的眼光来研究珍珠港计划，而军令部则必须顾及与陆军、内阁、外务省的关系，以及日本的整个国际环境。并且一旦战斗打响以后，首先还要考虑，在一定期限内占领爪哇等南亚产油地区，以确保石油来源。富冈重新说明了军令部的作战意图，即作战的主要目标是夺取东南亚及其丰富的战略物资，绝不能有任何事情干扰主要任务的成功。

　　军令部不同意山本方案还有一个最大理由，这就是该方案带有深深的山本烙印，即赌博性。因为方案成功与否完全寄于两个靠不住的假设：一是在奇袭时，美国太平洋舰队正停泊在珍珠港内；二是一支大型的航空母舰部队能安全地渡过半个太平洋而不被美国发现。这两点都是很难保证的。他们针对山本的赌博欲望强调说，不能寄希望于侥幸，而且也不能冒此大险；事实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愿望和可能代替不了现实。

　　经过激烈的争论，富冈勉强地答应了黑岛的一个要求：把每年一度的11月或12月于海军大学举行的图上演习，提前到9月召开，届时将专门研究黑岛拟制的关于袭击珍珠港的作战方案。

　　随着帝国海军主要机构不同程度地卷入珍珠港冒险，山本五十六提出的袭击珍珠港设想正一步步地变成现实，太平洋上风波已起。而在这同时，日本政府正继续在外交策略上为南进作最后的准备。

　　为了集中南进，必须稳定北方，与苏联改善关系。本来在日本传统的军事战略中，历来就有北进与南进之争。1938年7月，日本朝鲜军在中苏边境张鼓峰与苏军发生冲突，接着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又在中蒙边境诺门坎对苏军进行挑衅。两次对北进的尝试都以惨败而告终，日本当局对北进政策产生动摇。其后，随着世界战局的发展，日本转而选择了南进，“北守南进论”占了

　　到1941年初，日本南进的步伐已经越迈越快。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外交努力同苏联改善关系，并为做好对美开战的准备，同美国进行谈判。因此，在山本草拟讨论袭击珍珠港计划的同时，日本在外交上展开了同苏、美的谈判攻势，使大战前的太平洋风波迭起，扑朔迷离。

　　1941年2月3日，近卫首相和陆、海军首脑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松冈外相的苏联之行。他们一致把稳定北边的希望寄予在这个“口若悬河，不落俗套”的人身上。

　　3月12日，松冈充满信心地离开了东京，乘火车沿漫长的西伯利亚大铁道向莫斯科进发。在莫斯科逗留了10天后，为讨取希特勒的指示，又到了柏林。

　　一到柏林，松冈先后拜见了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德国纳粹元首竭力说服松冈，占领新加坡对日本是有利的。里宾特洛甫也说日本应当拿出同盟国的样子，去南下占领新加坡，美国很可能不敢向日本挑战。而一旦美国参战，日本一定会得到德国的援助，“即使撇开德国军队远比美国人优越这一事实，美国也根本不是德国的对手”。

　　对于这一切谈话，外号“万言先生”的松冈给予了热情洋溢的答复，但是就是没有承诺进攻新加坡。他表白说，他自己确信美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迟早必然爆发，并赞成与其让战争来得晚些，不如来得早些。他也同意，闪电式地夺取新加坡是重要的，并应着手进行。但是，在日本有很多人想抓到虎仔却又不准备入虎穴。

　　相比之下，松冈对他同苏联签订友好条约却胸有成竹。尽管此时德国已决定执行“巴巴罗莎计划”，并给了松冈以足够的暗示。但南进的巨大欲望却使他仍然执迷不悟。甚至在他离开柏林前往莫斯科的途中，得悉德国已侵入南斯拉夫时，这位外相还在兴致勃勃地对他的秘书加赖俊一说：“与斯大林签订的协定已在我的口袋中！”

　　果然如他所愿，在他抵达莫斯科1个星期后，就在克里姆林宫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一个“中立条约”。这一条约规定：维护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互不侵犯领土，缔约国一方遭受到第三国军事攻击时，另一方保持中立。4月23日，刚刚与斯大林在庆祝宴会上碰过杯的松冈，又在车站上享受到斯大林亲自送行的殊荣。他们先握手后拥抱，使车站上的各国使节和苏联官员都惊得目瞪口呆。狂妄而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松冈，此时完全陷入自我陶醉之中。

　　国内的近卫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大喜过望，立即进宫求见，未经和内阁商量就取得天皇的批准。这一条约缓和了陆军长期以来想与俄国作战的冲动，带来了使中国屈服的希望，并使南进高枕无忧。日本统治集团没有理由不感到高兴。

　　此时，在世界的另一侧，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正与美国国务卿赫尔进行着日美间的谈判。

　　野村海军大将是在1941年初到美国去履行自己的“和平”使命的。他在行前的一番表白，竟使美国舆论界相信“日美关系解决在望”。他说道：“日美两国没有任何理由要战争。我作为接受本国政府指示的大使，一定要在自己的权限内，努力使两国避免战争。”

　　2月12日，带着和平假面具的野村第一次晋见美国国务卿赫尔。两天后，罗斯福总统接见了他。野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驻美海军武官，当时罗斯福任海军次长，二人关系素称友善，且有亲笔通信之谊。两人愉快地回忆了20年前的往事之后，都希望能找到解决目前日美关系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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