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钢似铁-铁托(109)

一〇九

　　且说南斯拉夫与苏联决裂之后，国内经济生活出现了巨大的困难。在农村，按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农业合作社与集体农庄，看来并没有给南斯拉夫的经济生活带来多大积极效果。相反，农村矛盾越来越多，农民与政府的矛盾也变得尖锐起来。面对现实，铁托采取了大胆的做法：解散农业合作社。

　　农民们回到了自己的土地上。

　　工厂中的情况也不妙。但工厂怎么办呢？工厂是工人赖以生存的场所；工厂，尤其是国营工厂，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农业合作社可以解散，把土地分回给农民。但工厂却不能解体，把厂房和工具分给工人。

　　铁托和他的战友们对此动了一番脑子，最后想出了“工人自治”的概念，并把它付诸实践。

　　“自治”的思想，最初是由吉拉斯和基德里奇提出来的。它一被提出，先是受到卡德尔的肯定。随后，便得到铁托的首肯。

　　在与苏联进行函战时，南斯拉夫的理论家们就开始认识到扩大党内的民主、扩大生产单位自主权的重要意义。他们都在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当时人们就发现，不但是党的理论工作者，就是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人，他们的案头上都有这些著作。如何既保住党的领导权，又能给下层和地方以更大的民主和权力？他们想从经典著作中找到答案。

　　大家都在动这方面的脑筋，提出的设想和见解五花八门。

　　“工人自治”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实际操作是，通过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选举代表，组成“工人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职权，是直接对工厂进行管理，负责工厂里从生产计划到利润分配一切重大问题的决策。从全国来讲，“自治制”有一个由局部到整体。由浅至深的发展过程。

　　1950年，“自治”还限于工矿和交通运输部门。同年6月，颁布《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最高经济联合基本法》，规定把工矿和交通运输企业的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由直接生产者进行管理。形式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这种管理机构来进行管理。

　　1952年，颁布《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法》，改变国家的计划体制，从此，国家不再对企业下达统一的计划，而是提出计划比例和国家指标，供企业参考。企业的发展计划自主制定，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后，自行决定利润的分配。取消固定工资，企业人员多劳多得。

　　1953年，颁布《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基础与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的基础的根本法》，把自治原则扩大到了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社会活动领域和政治生活之中，使企业自治发展成为社会自治。

　　1964年，南斯拉夫取消了国家投资基金，改由银行贷款，这样，便取消了扩大再生产的国家控制权，而把这一权力给予了企业。

　　70年代，又把“联合劳动”的原则纳入自治制，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这一制度。

　　铁托对这一制度极为看重。他指出：

　　“工厂属于工人，土地属于农民，这不是一句抽象的宣传口号，而是具有更深刻的意义，体现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社会所有制、工人的权利与义务方面的整个纲领，因此，只要我们真心诚意要建设社会主义，它是能够而且必须在实践中实现的。”在一个时期，自治制度曾被看做南斯拉夫式社会主义的一大象征，为世人所瞩目。

　　不结盟则是南斯拉夫式社会主义的另一大象征，为世人所瞩目。

　　在全球两个军事集团对峙日益加剧、集团政治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如何发挥像南斯拉夫这样既不想钻进东方集团、又不想加入西方集团的中小国家的作用，是铁托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最终找到了出路。这就是不结盟概念的提出和实践。

　　1956年，铁托把在非洲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领导人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对亚洲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请到他在布里俄尼岛的住处，三人一起探讨了在国际关系中推行“积极的”和平共处原则的可能性的问题。这是“不结盟”思想的萌芽。这之后，由他倡导，与纳赛尔、尼赫鲁及亚非国家其他一些领导人，如印尼的苏加诺，加纳的恩克鲁马等一起，以积极的和平共处为纲领，把一些不参加集团的国家组织在了一起。这是不结盟实践的重大一步。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首次不结盟首脑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3个国家。1964年，第二次不结盟首脑会议在开罗召开，参加会议的增加到47个。到1986年，不结盟运动成员已发展到101个。

　　为了推动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从1956年开始，铁托不断在国外奔波。到1968年止，十几年当中，他先后访问了30余个国家。当初，他乘坐自己的“海鸥”号游船出访。后来，访问的国家越来越远，他不得不改坐飞机，尽管他坐飞机总是感到不适。他每到一处，都受到被访国家的隆重接待。

　　随着不结盟运动的发展，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和铁托的国际声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影响也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1970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同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到南斯拉夫进行了正式访问。

　　1971年，苏联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也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作为一个中小国家，能够把这些人物召到自己的首都，不能不归功于不结盟的创举。

　　这一切都是铁托的成功。无疑，他为自己、为党、为国家的成功而高兴。

　　但铁托也有苦痛。

　　在这些日子里，铁托生了几场病，动了手术。他必须与折磨人的疾病进行斗争。”另外，他的战友，也一个个离他而去：他们有的病逝与他永别，有的由于种种原因与他分手。这对铁托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打击。他必须与这些事变带来的痛苦进行斗争。

　　他最喜欢的战友和学生洛拉·里巴尔早在战争年代就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他所器重的主抓经济工作的基德里奇，在刚刚进入50年代、党和铁托最需要他的时候，与世长辞了。人们都说基德里奇是累死的。当时，铁托用他的蓝色专列把基德里奇的遗体送回了基德里奇的故乡。铁托亲自在专列上护送他的灵枢。

　　铁托最亲爱的战友莫萨·皮雅杰于1957年病逝。铁托在他的灵前说：

　　“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你出访前我们分手的时候竟是我同你作最后一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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